上海学的提出与发展
包海山
据有关资料，上海学的提起，可以追溯到1980年7月，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问题，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了上海学的问题。他说“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他所说的上海学，就是将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
1986年，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举办“首届上海学研讨会”，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以及陈从周、陆志仁、胡道静、庄锡昌、陈旭麓、吴修艺、李庆云、杜信恩等专家学者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其发言的所有文章均刊载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上海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上海历史研究、上海现状问题研究和国外大城市如何对自身研究。
1987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在“新学科”中增设“上海学”辞条：这是一门以“上海”‘ 命名的新学科研究。它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振兴上海的理论、方法为该学科建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结果 ，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外部（国际和国内其它省市）的联系，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上海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目前，该学科研究还处在构架阶段。
1999年，《史林》杂志第2期举行了“上海学研究笔谈”，刊载了陈旭麓的《上海学刍议》、唐振常的《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沈渭滨的《也谈“上海学”》、熊月之的《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姜义华的《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
2003年，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正式启用“上海学”的提法，熊月之还分别撰文《上海学平议》和《海外上海学研究透视》，为“上海学”的合理性正名。2004年《海外上海学》正式出版，约42万字。编者采取“不争论”方略，径直介绍他们认为的“海外上海学”应该包括的内容：海外上海学研究的历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海学研究概况，上海学名著解读，上海学名家简介，后附论著目录。
2015年，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主办的《上海学》辑刊正式创刊，并出版辑刊第一辑、第二辑。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上海学》首发式暨“多元视域中的上海”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市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以及《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东方早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澎湃新闻网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就如何办好集刊展开研讨。
《上海学》辑刊旨在从通贯整体的角度关照、解读和诠释上海，力求宏观而又具体、系统而非琐碎地探讨上海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及三者递嬗的内在渊源与历史脉络。在上海研究中，引入区域的视野、国家的视野和全球的视野，即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到区域（江南）、国家和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准确更具深度地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和空间规模，揭示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化商业流通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的形成、延伸与拓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所累积的巨大的城市能量和无远弗届的吸纳与辐射能力，进而揭示上海之于区域、国家和世界的特殊意义。
《上海学》辑刊由周武研究员担任主编，辑刊每年出版两辑，每辑40万字左右，设有特稿、圆桌对话、都市人文、当代聚焦、新视界、新史料、书评等栏目。周武提出了上海学的三个愿景：一是呈现上海外在和内在的城市精神气质；二是希望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在江南、国家、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三是吸引海内外同行共同推进研究。
上海学发展30多年，有认同，有争议。在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中，或许上海学研究者的不同观点的表达更直接、更坦诚。
唐振常研究员在《关于上海学》中认为：所谓此学彼学，名目不少，其实只是形式问题，多只图个热闹。过早为之定一名目，未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上海研究方兴，何必匆匆即定上海学一词，以成固定。各家各派，国内域外，无妨各展所长，待其大盛，再作定论，岂不自然。姜义华教授说：关于“上海学”，前些年就有学者提倡过，后来似乎没有原先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起来。上海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是仔细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请恕我泼了一点冷水”。他认为，未来能否真正形成“上海学”，一要看上海本身的发展与它在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二要看上海研究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拓展到什么程度。
而在《上海学》创刊座谈会上，沈祖炜研究员则表示，对上海学概念是否认同可以研究讨论，但有人举起“上海学”的旗帜，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研究人员汇聚到这一旗帜之下；杨国强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熊月之教授在《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中更是明确表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在1992年以来的惊人变化，带来了国际、国内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上海学的建立已到了“实至而名归的地步”。他认为：有没有必要建立上海学，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二是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
由此可见，关于上海研究，认为现在不应该称其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过早为之定一名目，以成固定，无助于学术的发展；二是觉得现在的研究，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而赞成构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一是上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上海的惊人发展变化带来国内外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二是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这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合来看，上海研究与“上海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和内涵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对“上海学”这个概念认可与不认可，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地方学研究的普遍意义来看，构建“上海学”不见得“定一名目，以成固定”，“上海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海本身海纳百川，引领中国全球化融合发展，不能与此相匹配就不是“上海学”。可以说，在本质意义上，上海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在表现形式上，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或许正因为具备了这两点，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者普遍关注“上海学”。
在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都有城市学、地方学，而且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以及学术性网站草根网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微信平台“地方学研究之友”等，我们与北京学、广州学、杭州学等经常保持着联系，遗憾的是一直未能与上海学取得联系。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5周年之际，我们将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其中不能没有上海学。因此，只好根据相关资料，由鄂尔多斯人来介绍上海学。我们相信，上海学研究者的整体性意识，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来说，会有很多思想启迪和学习借鉴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汇集三个方面的思想火花。
1、上海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和学术转型的需要。
裴定安、张祖健在《对“上海学”研究的思考》中认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带动了“学术研究的快速转型”，传统的学术体系研究划分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学术的构建要求。当代许多的研究项目要求亲近社会生活，解决日常问题，强调应用型与社会服务性。
沈渭滨在《也谈上海学》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全国城市系统，尤其在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城市群落中承担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任，给上海本身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是上海面向21世纪建成国际化大都市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新兴的城市科学面临的全新研究课题。这也是上海学术界在迎接新世纪时必然要面对的“学术结构调整和组建新学科”的历史责任。
刘邦凡、杨华昌在《“上海学”研究管窥》中认为，上海的发展及其在国家、国际上的地位，决定了上海学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地方学研究的龙头，上海学研究应该引起国内外更多学者的重视。
顾晓鸣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中指出：从现实的社会研究来看，以国家和地区综合研究为中心的“××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两方面都有这种必要性：一方面，为了使研究对象集中，调动所有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学的确立是极有推进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学方法论所揭示的，任何一门学科抽象的概念和方法之产生和演进，只有在具体事实的研究过程中才有可能，而具体事实必然是一种综合的历史沉积。
唐培吉、孙仪、刘克宗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认为，上海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又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故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对上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研究是片断的、局部的，尚未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这种状况显然与上海在国内、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现代化和改革将把我们对上海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我们有必要顺应这种需要，从上海的整体出发，研究上海区域的特点及其特殊规律，迅速建立研究上海的新学科——上海学。
2、上海学是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杨国强认为，上海学的主体还是上海史，但上海学跟上海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古今贯通的，学科贯通的。只有打破学科壁垒，走出碎片化的迷障，从大的视野、大的问题意识着手，才能拥有大的格局，从而超越“地方性知识”。
熊月之指出，上海学应该研究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状态，研究上海的历史与现状。但是，上海学不应该是这些分门别类研究的简单集合，不是上海概览和综述，而应是上海研究的理论升华，由殊相而共相。
周武认为，分门别类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常态，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各有各的视域、理路和方法，但相对于整体而言，由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切入的观察和研究，所能看到的和捕捉到的都只是局部的真相或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并不足以说明一个社会或一个城市的“总相”。如果缺乏通贯整体的视野，不具备起码的通识，把它们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空间与功能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
陈旭麓在《上海学刍议》中说：任何一种学，都是义立而后名至，闻其名即可探知其义。上海学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
3、上海学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做。
戴鞍钢希望《上海学》辑刊，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化学术平台，进一步扩大作者群体。
姜义华在《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中指出：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它更是中国人的上海，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上海，它又属于整个中国，属于整个世界。因此，这一区域研究，很自然地就必须与中国研究、世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突破一般的区域研究界限。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上海，必须有全国的视野，世界的视野，要通过上海的研究，去把握全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变迁轨迹。这当是上海研究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姜义华认为，上海研究，需要跨地域跨国度多学科多学派研究力量的组合。上海研究，需要自觉地积极引入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有一个大的突破，而它也有这样的责任，即通过自身的实践，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藉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经济，连接着整个中国，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上海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上海的美术、音乐、建筑、传媒，无一不和外部世界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巨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立体化的网络系统。这些经纬梳理得越清楚，就越帮助人们了解上海的本相、上海的内在规律。这项工作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做。上海研究要真正成为显学，需要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者，需要形成研究人才荟集的高地。不仅要培养、造就上海本地的研究人才 ,还要支持和奖助外地、外国的青年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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