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山
劳动和语言是人类和动物的分界线，但是劳动和语言的内涵不同。例如在小河里捕鱼是一种劳动，制造航母也是一种劳动；两个人彼此喊话是使用语言，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传递信息也是使用语言。如果说人类从一开始就有了劳动和语言，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活动，可以说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
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语言和劳动，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就是劳动、语言和社会三个因素组合的开始。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从劳动方面来看，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语言方面来看，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
就目前所知，中国新石器文化至少要在距今1万年前，一般延续到前2000年左右。在鄂尔多斯地区，位于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距今约6500年前的杨湾遗址、达拉特旗树林召乡距今约5500年前的瓦窑遗址、准格尔旗窑沟乡距今约5000年前的寨子圪旦遗址、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3500年前朱开沟遗址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于达拉特旗青达门乡奎银生沟遗址的一件器皿，为当时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大量使用的一种日常生活器皿，考古学者把它称为喇叭口尖底瓶。由于这种器物的整体形态与商代甲骨文中“酉”字形态十分接近，因此考古学界也把它称为“酉瓶”。考古学专家认为，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距今5500年前的“海生不浪文化”古代先民，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1974年发现朱开沟遗址，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或窑穴）、墓葬以及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在所发现的这些遗物中，鄂尔多斯青铜器是目前已知发现最早的。另外还采集到了大量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等。根据对出土的遗址、遗物的综合分析，可知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整个遗址前后延续了800年。在累积的七层文化堆积中，分别代表了从原始社会晚期至商代早期的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成一相对完整的体系，内涵丰富，特点鲜明。鉴于朱开沟遗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被学术界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大量猪、牛、羊等动物骨骼，显示已拥有发达的养畜业。而出土众多的盉、小方杯、圆杯、三角杯等陶制酒器，证明酿酒业已相当成熟，这说明支撑家畜养殖和酿酒业生存的原始农业生产兴旺发达。另外，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炊、食、饮、贮、盛陶制器皿应有尽有，而且形制复杂多变、制作工艺高超，说明专业制陶已形成规模。陶器烧制技术的先进，自然也为后续青铜冶炼和铸造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考古发现从朱开沟文化中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耳环、指环、臂、钏、针、锥等青铜装饰品和小件工具。还出现了青铜戈、短剑、刀、镞、护牌等兵器和工具，拥有了青铜铸造技术。到晚期时，除上述青铜器外，还出现了青铜戈、短剑、刀、镞、鍪、护牌等兵器、工具和鼎、爵等青铜容器。从目前已发现的资料看，除鼎、爵等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舶来品”外，其他青铜器都应该是本地制造的。 朱开沟文化虽然没有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升华，但却首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缔造了中国北方原始畜牧文化雏形。
从19世纪末叶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2006年鄂尔多斯建成青铜器博物馆，展出各类青铜器等文物900多件，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景线。
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按用途分类大体可分为兵器、工具、装饰物品、生活用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有专家指出，作为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所使用主要兵器之一的短剑，昭示马背民族勇猛、善战，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也有一定数量的圆雕青铜饰件，种类有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动物脚下都设有或圆或方的管状銎，专家把这类器物称为“杆头饰”。古代先民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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