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山
人类考古学认为，人类起源是通过直立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的进化，形成了现代人的生理结构和发达的大脑，并与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个时期相对应。大量的考古成果表明，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和亚洲。自20世纪20年代起，英国人类学家先后在非洲发现并确认了300万年—400万年前的南猿阿法种是人类的近祖，随后又发现了4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1978年，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张银运提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主要依据是发现了800万年前的绿丰古猿、200万年前的巫山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而50万年前北京人以后的还有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等；属于早期智人的有10万—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人等；属于晚期智人的有1万—1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等，也包括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套人”。北京人—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这是中国古人类进化三部曲，从人类进化年代史上证明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大量不同时期的古人类，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的萨拉乌苏流域，著名的“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便以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萨拉乌苏起源于陕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由西南至东北弯弯曲曲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地，是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上游的一部分。1922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该流域考察时，首先在乌审旗邵家沟湾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造的石器及人类化石。1923年，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德日近再次来到萨拉乌苏，在乌审旗杨四沟湾旧石器时代文化层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器和骨角器等，并发现了著名的“theords Tooh”（鄂尔多斯人牙齿）化石。迄今所知，该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石片等文化遗物600多件（其中保存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有200多件），以及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用火遗迹等。据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多家科研单位最新的热释光测定，萨拉乌苏遗址所处的年代距今14—7万年。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所使用的石器归属“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峙峪系”大系统，但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位于乌审旗距今14—7万年的萨拉乌苏遗址、康巴什新区距今7—3万年的乌兰木伦遗址、鄂托克前旗与宁夏交界处距今3.5—2万年水洞沟遗址等，都是在探索人类的进化史。对于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套人”，原来认为是3.5万年前，后来认为是7—14万年前，看来在3.5—14万年前人类进化没有多少变化。恩格斯说：“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可见人类作为具有意识的生物，最近几千年的进化和发展才是最迅速的。
人本身以及整个自然界都是由物质结构和信息结构组成的，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调控思维的信息结构来支配躯体的物质结构的过程。信息形态的思维与物质形态的躯体具有可分离性。当某种观念信息即以信息形态形成的科学文化，从母体即个体头脑这个信息化了的物质结构，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体传播出来时，它便具有了社会属性，“集聚并积淀为社会信息遗传密码”，使这种信息结构在“社会公共大脑”里得到传播、积累、继承和发展，从而具有了能够调控和支配整个社会活动的能量。恩格斯对躯体的物质结构，认为“生就意味着死”，“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而对思维的信息结构，认为“还留下某种生命本原，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的更久”。这种生命本原以文化的形式得到传承和发展，它对下一代来说，不仅可以决定人的生活起点、成长条件和发展形式，而且还可以成为某种新的生命能量，通过完善人的自身自然，创造新的高质量的生命体。
美国或许没有悠久的古人类文明史，没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于他们对人类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是分不开的。西方“智慧设计”理论认为，“地球上的生命非常复杂，不可能通过进化发展而来，肯定还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参与生命创造”。我们认为，人类除了躯体的物质结构的缓慢进化之外，还有灵魂即头脑里的文化的信息结构“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迅速进化。在本质意义上，自然法则，作为“某种生命本原”，作为“智慧设计”内容，它参与生命创造。“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从环境创造人的角度来看，从信息结构预先预定新的一代得到一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性质来看，每个时代社会“公共大脑”里形成和发展的信息结构总的能量，对每个新的个体生命来说，作为某种生命本原，都会形成某种“环境势”，产生特定作用。目前对生命科学研究来说，鄂尔多斯注重的只是作为载体的物质形态的躯体，而忽视了作为核心的信息形态的文化灵魂。这种状况是需要我们重视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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