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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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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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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的上海学  

2017-08-19 16:29:42|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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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的上海学
                                            包海山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这是中国最大的江河入海口;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她上善若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罗万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学地方学普遍关注的“上海学”以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世界中国学论坛”,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大上海相匹配
                             一、上海学的提出与发展
             据有关资料,上海学的提起,可以追溯到1980年7月,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问题,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了上海学的问题。他说“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他所说的上海学,就是将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
       1986年,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举办“首届上海学研讨会”,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以及陈从周、陆志仁、胡道静、庄锡昌、陈旭麓、吴修艺、李庆云、杜信恩等专家学者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其发言的所有文章均刊载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上海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上海历史研究、上海现状问题研究和国外大城市如何对自身研究。 
            1987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在“新学科”中增设“上海学”辞条:这是一门以“上海”‘ 命名的新学科研究。它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振兴上海的理论、方法为该学科建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结果 ,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外部(国际和国内其它省市)的联系,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上海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目前,该学科研究还处在构架阶段。
            1999《史林》杂志第2期举行了“上海学研究笔谈”,刊载陈旭麓的上海学刍议》、唐振常的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沈渭滨的也谈“上海学”》、熊月之的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姜义华的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

       2003年,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正式启用“上海学”的提法,熊月之还分别撰文《上海学平议》和《海外上海学研究透视》,为“上海学”的合理性正名。2004年海外上海学》正式出版约42万字。编者采取“不争论”方略,径直介绍他们认为的“海外上海学”应该包括的内容海外上海学研究的历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海学研究概况,上海学名著解读上海学名家简介,后附论著目录

            2015年,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主办的《上海学》辑刊正式创刊,并出版辑刊第一辑、第二辑。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上海学》首发式暨“多元视域中的上海”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市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以及《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东方早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澎湃新闻网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就如何办好集刊展开研讨。 

    《上海学》辑刊旨在从通贯整体的角度关照、解读和诠释上海,力求宏观而又具体、系统而非琐碎地探讨上海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及三者递嬗的内在渊源与历史脉络。在上海研究中,引入区域的视野、国家的视野和全球的视野,即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到区域(江南)、国家和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准确更具深度地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和空间规模,揭示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化商业流通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的形成、延伸与拓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所累积的巨大的城市能量和无远弗届的吸纳与辐射能力,进而揭示上海之于区域、国家和世界的特殊意义。 

    《上海学》辑刊由周武研究员担任主编,辑刊每年出版两辑,每辑40万字左右,设有特稿、圆桌对话、都市人文、当代聚焦、新视界、新史料、书评等栏目。周武提出了上海学的三个愿景:一是呈现上海外在和内在的城市精神气质;二是希望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在江南、国家、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三是吸引海内外同行共同推进研究。
         上海学发展30多年,有认同,有争议。在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中,或许上海学研究者的不同观点的表达更直接、更坦诚。
         唐振常研究员在《关于上海学》中认为:所谓此学彼学,名目不少,其实只是形式问题,多只图个热闹。过早为之定一名目,未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上海研究方兴,何必匆匆即定上海学一词,以成固定。各家各派,国内域外,无妨各展所长,待其大盛,再作定论,岂不自然。姜义华教授说:关于“上海学”,前些年就有学者提倡过,后来似乎没有原先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起来。上海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是仔细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请恕我泼了一点冷水”。他认为,未来能否真正形成“上海学”,一要看上海本身的发展与它在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二要看上海研究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拓展到什么程度。
         而在《上海学》创刊座谈会上,沈祖炜研究员则表示,对上海学概念是否认同可以研究讨论,但有人举起“上海学”的旗帜,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研究人员汇聚到这一旗帜之下;杨国强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熊月之教授在《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中更是明确表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在1992年以来的惊人变化,带来了国际、国内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上海学的建立已到了“实至而名归的地步”。他认为:有没有必要建立上海学,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二是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

      由此可见,关于上海研究,认为现在不应该称其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过早为之定一名目,以成固定,无助于学术的发展;二是觉得现在的研究,其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而赞成构建“上海学”的主要原因,一是上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上海的惊人发展变化带来国内外对上海研究的空前繁荣;二是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这对培养和凝聚学术团队、推动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合来看,上海研究与“上海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和内涵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对“上海学”这个概念认可与不认可,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地方学研究的普遍意义来看,构建“上海学”不见得“定一名目,以成固定”,
“上海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海本身海纳百川,引领中国全球化融合发展,不能与此相匹配就不是“上海学”。可以说,在本质意义上,上海具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在表现形式上,建立上海学能够聚集起成规模的研究力量。或许正因为具备了这两点,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者普遍关注“上海学”。
      在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都有城市学、地方学,而且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以及学术性网站草根网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微信平台“地方学研究之友”等,我们与北京学、广州学、杭州学等经常保持着联系,遗憾的是一直未能与上海学取得联系。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5周年之际,我们将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其中不能没有上海学。因此,我们根据相关资料,简要介绍上海学,不妥之处请谅解。我们相信,上海学研究者的整体性意识,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城市学地方学研究来说,会有很多思想启迪和学习借鉴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汇集三个方面的思想火花。
             1、上海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和学术转型的需要。
            裴定安、张祖健在《对“上海学”研究的思考》中认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带动了“学术研究的快速转型”,传统的学术体系研究划分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学术的构建要求。当代许多的研究项目要求亲近社会生活,解决日常问题,强调应用型与社会服务性。
            沈渭滨在《也谈上海学》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全国城市系统,尤其在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城市群落中承担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任,给上海本身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是上海面向21世纪建成国际化大都市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新兴的城市科学面临的全新研究课题。这也是上海学术界在迎接新世纪时必然要面对的“学术结构调整和组建新学科”的历史责任。
            刘邦凡、杨华昌在《“上海学”研究管窥》中认为,上海的发展及其在国家、国际上的地位,决定了上海学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地方学研究的龙头,上海学研究应该引起国内外更多学者的重视。
       顾晓鸣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中指出:从现实社会研究来看,以国家和地区综合研究为中心的“××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常必要的——在两方面都有这种必要性:一方面,为了使研究对象集中,调动所有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学的确立是极有进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学方法论所揭示的,任何一门学科抽象概念和方法之产生和演进,只有在具体事实的研究过程中才有可能,而具体事实必然是一种综合的历史沉
       唐培吉、孙仪、刘克宗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认为,上海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又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故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对上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研究是片断的、局部的,未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这种状况显然与上海在国内、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现代化和改革将把我们对上海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我们有必要顺应这种需要,从上海的整体出发,研究上海区域的特点及其特殊规律,迅速建立研究上海的新学科——上海学。
             2、上海学是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杨国强认为,上海学的主体还是上海史,但上海学跟上海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古今贯通的,学科贯通的。只有打破学科壁垒,走出碎片化的迷障,从大的视野、大的问题意识着手,才能拥有大的格局,从而超越“地方性知识”。
             熊月之指出,上海学应该研究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状态,研究上海的历史与现状。但是,上海学不应该是这些分门别类研究的简单集合,不是上海概览和综述,而应是上海研究的理论升华,由殊相而共相。
            周武认为,分门别类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常态,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各有各的视域、理路和方法,但相对于整体而言,由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切入的观察和研究,所能看到的和捕捉到的都只是局部的真相或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并不足以说明一个社会或一个城市的“总相”。如果缺乏通贯整体的视野,不具备起码的通识,把它们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空间与功能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
       陈旭麓在《上海学刍议》中说:任何一种学,都是义立而后名至,闻其名即可探知其义。上海学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
            3、上海学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做。
            戴鞍钢希望《上海学》辑刊,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化学术平台,进一步扩大作者群体。
       姜义华在《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中指出: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它更是中国人的上海,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上海,它又属于整个中国,属于整个世界。因此,这一区域研究,很自然地就必须与中国研究、世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突破一般的区域研究界限。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上海,必须有全国的视野,世界的视野,要通过上海的研究,去把握全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变迁轨迹。这当是上海研究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姜义华认为,上海研究,需要跨地域跨国度多学科多学派研究力量的组合。上海研究,需要自觉地积极引入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有一个大的突破,而它也有这样的责任,即通过自身的实践,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藉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经济,连接着整个中国,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上海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上海的美术、音乐、建筑、传媒,无一不和外部世界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巨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立体化的网络系统。这些经纬梳理得越清楚,就越帮助人们了解上海的本相、上海的内在规律。这项工作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做。上海研究要真正成为显学,需要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者,需要形成研究人才荟集的高地。不仅要培养、造就上海本地的研究人才 ,还要支持和奖助外地、外国的青年研究人才。                 
                           二、中国学视野下的上海学研究
             上海有“上海学研究所”,也有“中国学研究所”。就像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上海学也是中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真正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学,与中国所有的城市学地方学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所有的城市学地方学都不仅具有密切的内在必然联系,而且具有共融性。只是目前各个学科还没有真正达到综合性系统性,因此各个城市学、地方学都在构建自成体系的学科;换句话说,很多城市和地方通过探索和构建自成体系的学科,来构建新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
            2003年,熊月之教授等正式启用“上海学”的提法,而“上海学”的命名方式来自于“中国学”。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在《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中认为:上海作为方法,即意味着以中国、亚洲、世界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反思上海研究之于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研究(全球学)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他说:熊月之的“上海学”命名方式来自于“中国学”以及与之相类似的西方区域研究,其研究特点在于:1、以某个特定的区域、地方作为研究对象;2、采取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综合性的研究;3、并不刻意强调“学科化”倾向,而是努力保持“问题化”立场。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每个地方都遇到很多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本身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因此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即地方学应运而生。在中国,努力破解各个地方发展难题的学科即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就是中国学。正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使地方学、中国学不刻意强调“学科化”倾向,而是努力保持“问题化”立场。
             目前,中国学主要包括海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目前在上海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是海外或者称世界中国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是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建立的。2004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10年起,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由此升格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论坛朝长期化、机制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中国学研究所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作为常设研究机构,中国学研究所为论坛提供学术支撑,同时借助论坛提升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中国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外国人研究的中国学,二是中国人讲给外国人的中国学。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所以世界中国学在上海升格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教授在《历史与未来,中国学视角下的上海》中说: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也是中西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开始进入了第三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活跃期。像我们这样的中国学论坛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城市历史的独特性和城市文化的精神特征,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上海。上海作为江南文化的传聚之地,东西文化的碰撞之地,将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将吸收东西方最新文明成果,形成能够代表东方特征同时包容多元文化的全球文明城市。这是上海的历史责任与必然,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其中一项内容。
            自然,世界中国学也有其局限性。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研究员在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 中国学论坛12年以来,始终还是停留在外宣上,在学理上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由学术机构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学者不只是讲故事,而且还要为中国故事构筑理论支撑。当前中国学研究要基于过去中国学论坛的成功之后,借助于既有的各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大量作品,来构建中国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通过一些媒体将论坛的观点传播出去。构建理论范畴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过于重视外国人的看法,这充分表明中国学术缺乏自信。构建中国话语,首先要有学术自信,为中国学术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则必须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越来越注意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只有尊重自己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
            海外中国学与本土中国学融为一体的中国学,那是真正的完整的中国学。相对来说,现在海外中国学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也有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而本土中国学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是一种遗憾,也迫使中国学术界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学视野下的上海学研究,可以起源于海外中国学,现在应该回归于本土中国学,未来应该融入海内外相结合的真正的完整的中国学。就现阶段来说,构建本土中国学是重点。本土中国学视野下的上海学研究,以及本土中国学视野下的所有中国地方学研究,这是必然趋势;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地方学的协同发展、融合发展,是构建本土中国学的有效途径。
            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对中国学和地方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成果《成都学概论》等。他在《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中提出:在中国举办世界高层次的中国学论坛,可以说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为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提供的良好平台。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研究中国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即中国学是否只是外国学者的“外国学”,中国人可否建立起中国本土的“中国学”。长久以来,无论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均是在西方视野下展开的,其研究多从西方经验尤其是欧洲经验出发,其结论也往往是验证欧洲原理。不仅如此,这种情况时时受到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在观念预设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往往难以做到客观公允。无疑,这种建立在西方经验上的价值评断,对中国而言有不公正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的构建才显得如此的迫切和重要。
             何一民教授对构建本土中国学有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应当以探索和总结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为主旨。中国人不仅要从中国来研究中国,而且也应当从世界来研究中国,不仅要分门别类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需要从整体上对中国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中国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统称,并未构成一种学科,而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则应朝构建学科方向发展,应当以探寻和提炼中国文化特质为主旨,构建一种独立于西方理论影响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加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独有特征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亦可直接对国家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但是,“中国学”绝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应当另有建树。“中国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服务于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综合性学科。通过对“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是要加强相关研究,二是要培养人才,促进中国人把认识中国、热爱中国转变为一种理性自觉行为,形成科学发展中国的理性思维,并运用这种理性思维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
            对中国学与地方学的关系,很多地方学研究者都有思考和探讨。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认为:相对于国际上来说,中国开展地方学研究还是比较多、比较深入的。国内外的合作,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国外好多地方在研究中国学,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学”是很丰富的,其中应该包括各地的地方学。中国地方学研究很活跃,我们要向外宣传,要让中国地方学走出去。晋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有智、吉淑娟认为:中国学与地方学有着紧密联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国学好比森林,地方学好比树木。在研究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形成片面研究的局面。中国学研究由来已久,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讲是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研究,这和地方学概念有相似之处。地方学是中国学的个性部分,对中国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地方学研究。从古至今,我国众多地方之间不断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碰撞,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中国学,形成国人共同认可的文化。对地方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个性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和弥补中国学研究的内容。可见地方学研究在中国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并且与相关团体共同开展的两个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是通过侧重平行比较研究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促进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二是通过注重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促进中国学视野下地方学研究融合发展。这些探索和实践,可以说,是从中国地方学研究的角度促进和构建中国学的一个过程。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文化成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的中国学也会不断发展,而本土中国学的构建,将会成为中国学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过程中,中国高校的探索和实践,也将会成为一种趋势,会有强大的生命活力。2015年,江苏高校“中国学”一级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江苏高校“十三五”学科建设在坚持国际标准、成果导向的同时,注重中国特色,注重各类学科的分类指导,推动各类学科、特别是“中国学”学科,按照自身规律科学发展,率先在全国打造“中字头”特色优势学科,打造国内有重要影响、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的学科,在当前有着重要意义。结合国家大的形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等,高校有责任、有义务重视加强中国独特学科的建设,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学”建设已超越学科发展建设本身,是民族发展、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使其发展为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或许中国学视野下的上海学研究,能够引领中国学视野下的各个地方学研究,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并且通过融合发展构建真正的完整的中国学。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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