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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日志

 
 
关于我

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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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瑰宝唐诗宋词元曲  

2017-03-20 19:11:24|  分类: 讲好传奇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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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瑰宝唐诗宋词元曲
                                       包海山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两个抓手之一,是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不能只是伏案疾书,还要有诗和远方;不能只有哲学的理性思考,还要有诗歌的灵感浪漫;不能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还应该展现艺术才华。这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席慕容认为,“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和培育这种生命的本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展现诗词之美、分享诗词之趣”,唤醒人们对古典诗词的记忆,并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涵养当下生活,提升现代中国人生活和精神质量,所以深受观众喜爱。
            读诗和写诗是完善自身自然条件的方法,也是融通人与自然灵性的路径。郭沫若说: “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是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的干家子”那么,能够把诗人纯粹的直观和哲学家精密的推理融合在一起,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即“道”,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2001年,在十几年积累的基础上,我几乎同时选编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和《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两本书。这挺有意思,一个是东方古代文化, 主要体现纯粹直观的形象思维;一个是西方现代科学,主要体现精密推理的逻辑思维。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中,能够把这两种反差很大的感情和理智融为一体,可谓其乐无穷。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也融入诗歌的直觉和情感,会有独特的感悟和理解。我写过《两位大胡子》:多一些读书与交流,两位大胡子并不神秘。真诚的话语朴实的道理,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万水千山并不遥远,百年陈酿会孕育出一个新的世纪!
            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对当代匆忙而紧张的人们来说,好象是五谷杂粮和大补的红枣搅在一起的一大锅粥。如果有效地把大补的红枣捞出来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那么人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补品: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培元又健脑,能量知多少?培元又健脑的巨大能量,就是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或许只有能够把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哲学融为一体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这一点。相对来说,理论比较抽象,离现实生活较远,能够感悟其魅力的人较少;而诗歌生动形象,能够浸入人的内心里,人们普遍能够感受得到。多读一些诗歌真的挺好,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
            1、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
           我读诗歌的主要收获是选编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八百多首诗歌,分为三大部分,再根据题材分为各个小节。第一篇山水情:游山玩水登楼阁,所见田园好风景。鸟语花香咏物趣,送别思念闺怨情。第二篇人生哲理:伤农征战百姓泪,遗恨人生探哲理。杂谈闲赋诗言志,历代名句成一集。第三篇饮酒歌:悲欢知多少,把酒问青天。甘苦在心里,真情留人间。
           把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关写游山、玩水、登楼阁,伤农、征战、百姓泪等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起来时,就会形成一幅幅画面。古代诗歌很美,能够精选并巧妙组合,还能创造一种新的美。在我阅读和欣赏中国古代诗歌的时候,总想跨越时空,把历代诗词名家大腕儿们邀请在同一个舞台做一次精彩的表演,于是选编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一书,真有当了一把“千年等一回诗歌联艺晚会”总编导的感觉。
           文化同根,文脉相连。例如,面对无常人生,陶渊明有诗句,“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这可谓表达得形象、生动、深刻。辛弃疾虽然觉得“千古事,云飞烟灭”,但他认为还是可以“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这种一时登览,可以是自然环境,也可以是人文历史。毕竟,如孟浩然所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又如李白所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在古代,有关送别和思念的诗歌很多,可谓深厚谊,各有韵味。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别薛华》:“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李白《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王昌龄《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高适《别董大二首》(其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苏轼《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古代闺怨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间女子闺怨,二是宫女闺怨
             王昌龄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刘得仁《贾妇怨》:“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李益《写情》:“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从少妇的后悔,到头欲白时的记恨,再到千里佳期一夕休之后的无爱无恨,可谓是怨的一个心路历程,情感变化。由此似乎更容易理解杜秋娘歌《金缕衣》:“劝君莫惜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从男性的体来看,苏轼的心态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而白居易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如果是民间闺怨还有变数,那么宫女可就身不己了,情感只能寄托再来世。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对于三千宫女来说,更是如此。刘言史《长门怨》:“独坐炉边结夜愁,暂时恩去亦难留。手持箸垂红泪,乱拨寒灰不举头”。白居易《后宫诗二首》(其一):“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其二):“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无泪痕”。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李商隐《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杜荀鹤《春宫怨》:“早被婵娟误,欲归临慵。承恩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代韩氏《题红叶》:“流水何太急,深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唐代开元宫人《袍中诗》:“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看已过,结取后生缘”。王建《宫人斜》:“未央墙西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 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雍裕之《宫人斜》:“几多红粉委黄泥,野鸟如歌又似啼。 应有春魂化为燕,年来飞入未央栖”。由此可见宫女们的生活画卷和生命轨迹
            总之,以不同的内容分类、对比、组合来欣赏古代诗歌,能够增强艺术感染力。
            2、元曲与蒙古族民歌
      漫瀚调产生于近现代并且至今传承发展,是汉族进入以蒙古族为主体的鄂尔多斯地区所产生的文化艺术;元曲是古代蒙古族进入中原,使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所产生的文化艺术
      在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因为“曲”,使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因为“调”,使漫汉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元曲与漫瀚调都是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产生的艺术奇葩,特别是其中的“曲”和“调”与蒙古族民歌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蒙古族民歌是基调和母曲。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民歌是民众心灵沟通的艺术,因此在不同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中,所谓“诗而远、词而近、曲而亲”就容易理解和体会。
          具有关资料,元曲原本来自所谓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与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体式的多样,更增强了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歌词更加接近口语化,既能唱,又易懂。
        叶蓓在《浅析蒙古族文化对元杂剧形成及发展的影响》中认为:生活在我国北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流传着多种多样的俗谣俚曲,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元杂剧初起,即以这些俗谣俚曲作为坚实的基础,使其具有“刚劲豪健”的基调。“自金元而后”在“凉山豪嘈”,即异族音乐大量注入的冲击下,汉族地区的音乐便与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成为所谓的“北曲”,即后来所说的“元曲”。这种曲子一面用于杂剧,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蒙古民族特殊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环境,逐水草而居,世代迁移的牧猎生活方式,造就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勇猛刚硬、朴实无华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构成鲜明的民族性格,这一深刻的民族底蕴对元杂剧的音乐整体风格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元初尤为明显。蒙古民族初入中原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特别是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功臣,更以豪迈的胸襟咏唱抱负。汉族作家中的一部分在这时代的大裂变中也对世代沿袭而来的温柔敦厚或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不予以过多的重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爽作风进行创作。这样形成了元初文坛自由活跃、自然朴质、通俗化、市井化的文风。这一特征在元杂剧的创作上得到了具体而又形象体现。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先生在所著《元人杂剧序说》中就曾说过:“蒙古人的爱好歌舞和强制推行俗语文,这两件事对于助成杂剧的盛行,大概具有重大关系”。
           从语言来看,随着中原地区连着两个多世纪政权被异族的更迭,原有的单一的语言系统被打破,以元大都为中心,形成了新的语言体系。那就是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的语言为基础,揉和蒙古、女真人使用汉语的腔调及其语言而形成的语言体系。这种新的语言体系不仅使元杂剧的语言从唱词到宾白愈加趋向于通俗化与大众化,也为丰富元杂剧的词汇,加强语言的表现力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杂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蒙语词汇有:拔都儿(巴特尔),意为“勇士、健儿、英雄”;抹邻:意为“马”;米罕,又作米哈,意为“肉”;撒敦,意为“亲戚、亲眷”等。这些词汇大多都是体现蒙古民族独特的民族风俗事物而且在当时深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所理解与接受。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当时社会蒙汉文化间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杂剧作家,诸如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大家也乐于在作品中穿插一些蒙古语,使语言配合音乐曲牌,在相应的故事情节中出现,对刻画人物起到“点睛”的效果。
            在元曲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蒙古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杂剧和散曲作家。这些作家中有开国元勋、位极人臣的丞相伯颜,官居显位的不忽木、阿鲁威、孛罗,亦有与权位无争,“乐府出人头地”的童童、杨景贤等人,作家队伍十分丰富。他们身为蒙古族人,具有蒙古族人天然的心理素质及精神品质,创作出为数不少的高质量的作品,成为元杂剧、散曲光辉成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蒙古族中的一些散曲作家,也以自然质朴、不事雕琢的艺术手法,雄浑豪迈的气魄,创作出了一曲曲优美动人、荡人魂魄的散曲,点缀着元代的文坛。例如杨景贤的杂剧在艺术上的创新将杂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大手笔”的写法,与汉族作家文人相比亦毫不逊色。
       在内容上,蒙古族民歌对元曲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和英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张巧红蒙古族民歌研究》中认为:蒙古族封建礼教相对淡薄,这个时期影响到中原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方面,使得在汉族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女性也变得具有自主和平等的意识和精神,这在元曲特别是元杂剧里多有表现。元杂剧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在宣扬民主与个性解放方面,都是元代之前的文学所无法相比的。蒙古族民歌具有的神话夸张色彩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使汉族文学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例如元杂剧水浒戏在某种程度上就接受了蒙古族英雄思想的影响。
           总之,元曲与蒙古族文化,特别是元曲与蒙古族民歌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是非常密切的。
            (本文为《讲好鄂尔多斯传奇故事》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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