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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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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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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中的虎造型看中华生肖观的起源(杨泽蒙 )  

2017-02-10 17:45:55|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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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中的虎造型
              看中华生肖观的起源
       201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寅年,也是传统十二生肖纪年中的虎年。
       据文献记载,我国至少从距今 4000多年前的帝舜时代起,就开始使用“干支法”来纪时了。而近代发现的商代甲骨卜辞证明,我国至迟在殷商时期,干支纪日已应用得娴熟自如。“天干、地支”的称谓来源于中国古老的阴阳八卦观,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乾而地坤。天有十位,谓之“天干”,又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有十二位,谓之“地支”,又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用天干的十个字符依次与地支的十二个字符两两相配组合的计时方式,即为“干支法”。由于天干十字符依次与地支十二字符组合的最小公倍数为六十,故“干支法”六十一轮回,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又称六十花甲子”。
      以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纪年,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肖”纪年法。生肖纪年法起源于何时,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在《诗经·小雅·吉日》里即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的诗句,大意为吉日庚午时辰,是跃马出猎的好时光。这应该是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将地支与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地支中的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诗经》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篇章完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篇章完成于春秋中期,可见至迟在公元前 7世纪的春秋时期,地支与动物的对应关系已经确立并开始流传,但是否与后来的十二生肖动物完全对应,则不可一概而全。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在《日书》甲种有一章标题为《盗者》的篇章,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的,其中这样记载:“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青赤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哘,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由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日书》中所记的十二生肖动物种类及排列顺序以及与地支的对应关系,已大体近似于现在的说法。据考证,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年),因此,十二生肖的概念至迟在秦代已日渐成熟。
      和今天十二生肖说法完全一致的当首推东汉王充的记载。王充在《论衡·物势》中说:“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于,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猪也。未,羊也。丑,牛也。 ……巳,蛇也。申,猴也。”虽然这里十二生肖动物仅谈到了十一种,还缺辰龙,但该书的《言毒》篇有“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的记载,因此可以说,十二生肖在东汉时期不仅齐备,而且与现今的十二生肖配属亦完全相同。
      中华传统的十二生肖,都是在本民族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与自己最亲近的动物,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它们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首先驯化饲养的动物,占十二生肖动物的一半。“六畜”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传统观念中,“六畜兴旺”还昭示着家族人丁兴旺、生活美好吉祥、社会蒸蒸日上的意念。第二类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野生动物,有虎、兔、猴、鼠、蛇。这其中既有为人们所敬畏的凶猛动物虎、蛇,也有为人们所喜爱的动物兔、猴,还有虽因常常侵扰人类而令人厌恶,却是与人类接触最密切的鼠。第三类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
      作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尽管历代学者对于十二生肖的起源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多认为,它是基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古人或出于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动物的依赖情节(如猪、马、羊、牛、鸡、犬等),或出于对危害自身安全动物的恐惧、敬畏感(如虎、蛇等),而产生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常识的结晶。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十二生肖观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它的起源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且各民族都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积极作用。篇幅所限,对于传统十二生肖中的其他动物暂不表述,适逢寅虎之年,仅就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显现的早期北方民族的崇虎情结剖析一二,以管窥其在中华十二生肖观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具有浓郁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它是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 8~2世纪)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质遗存。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用途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和手法,大量装饰各种动物纹最具特征,内容丰富,造型生动。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其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尤以装饰有动物咬斗图案的饰牌、饰件等最引人注目,而图案中的主角,则多为虎和包含有虎特征的异兽。纵观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与虎密切相关的装饰因素,主要可分为如下两大类。
      一、短剑、刀、勺等兵器、工具类器皿柄部的造型装饰。或整个柄部由圆雕或透雕的对卧双虎、四虎造型构成,或在柄首、柄部浮雕虎的造型。青铜短剑和青铜刀、勺等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尤以柄部极具装饰性而著称。对于这些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的兵器、工具和器皿,本人曾撰文进行分析,认为它们既可能是早期北方民族首领所执具有身份、地位象征的“权杖”,也可能是神职人员(萨满)在举行法事活动时所用的法器。如此,这些装饰有老虎形象的青铜短剑、青铜刀、勺等,冥冥之中或为持有者增添了兽中之王般威猛尊严、至高无上的威慑力,或蕴藏着猛虎般强悍的神奇威力,庇佑人们在即将进行的狩猎或战事中,所向披靡,大获而归。
      二、形态各异的虎图案饰件及虎兽咬斗纹饰牌。前者多做圆雕、透雕、浮雕的虎头造型或呈卧姿、蹲踞姿势的全虎造型,或威风凛凛、张牙舞爪,或凝神闭气、一蹴即就,所昭示的更多的是老虎自身的威严和人们对老虎的恐惧和敬畏。后者绝大多数为腰带围合处的饰物,同时具有带扣、带钩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皮带上的金属带头),整体或略呈长方形,或一端略宽、一端略窄,俗称“B”形。也有的略呈环形,造型或装饰图案为形形色色的虎(或以虎为主体特征、但又融合其他动物因素构成的异兽)噬咬鹿、羊、牛、野猪等动物。该类饰牌除大量青铜质的外,还有少数银质的和黄金质的,表明他们是早期北方民族不同阶层均不可或缺的饰物。另外,该类饰牌造型或所刻划图案不仅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而且寓意深刻、令人浮想联翩,从不同侧面展示着当时人们鲜活的内心世界。
      虎噬鹿纹银饰牌,整体造型是一只高浮雕的伫立猛虎,虎威风凛凛,圆耳直立,瞪目张嘴,吻部抵在一只呈匍匐状的鹿头顶部,一只前肢踩踏在鹿的背上。鹿的两前肢向前平伸,在虎的踩踏下,头部与前肢紧紧挤压在一起,面部表现出一种恐惧、无奈的垂死神情。虎衔羊纹青铜“P”形饰牌,塑造的是一只刚刚经过一番奔波后捕获到猎物的猛虎,虎口衔羊的脖子,把整个羊甩到背上,虽略显疲惫,却一副胜利者洋洋自得的神情。这类饰牌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它们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草原上猛虎捕到猎物后的精彩瞬间形态,不仅情节生动、传神,刻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生活气息,再现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悲烈气氛,而且充分表现了佩戴者对虎的仰慕之情,以及借此欲显示的张扬、豪放个性和独步草原的豪迈气概。
      虎禽搏斗纹青铜饰牌,主体图案采取浮雕、镂空的表现手法,左侧为伫立的老虎张开大口咬着一只猛禽粗硕的大腿,而右侧振动双翼展翅欲飞的猛禽则曲颈衔住老虎的脖子。这件饰牌的表现内容貌似夸张,但它的背后却隐匿着令人浮想联翩的信息。它有可能再现的是 3000多年前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曾经发生过罕见的猛虎与雄鹰较量的真实场景;更可能暗喻的是现实生活中以虎为图腾的居民和以飞禽为图腾的居民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殊死角斗的腥风血雨;或许还是在告诉人们,这件饰牌的持有者,是由崇拜这两种动物的祖先交融而成……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采用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两只呈匍匐状面对面相拥在一起的幼虎,两虎头左右偎依,张大口噬咬着对方的肩部,前肢相互搂抱,后肢略侧卧前伸,后爪则在撩拨着对方的前爪,尾巴悠闲地卷曲上扬。该饰牌凝固了两只幼虎相互撕咬嬉戏时的精彩瞬间,造型生动、憨态可掬。双虎交媾造型青铜饰件,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它们既是草原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更是游牧民族生殖崇拜、祖先崇拜情结的深深寄托。这类图案所表现的内容,在展现早期北方民族对虎敬畏、仰慕之心的同时,更多洋溢的是一种亲和、眷恋的情结。
      虎牛咬斗纹金饰牌,在饰牌的中央浮雕一只呈匍匐状的牛,四肢平伸,上下两侧各有两只头头相向的猛虎,分别死死噬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虽然完全受制于猛虎,但仍在拼死抗争,尖利的犄角分别穿透了两侧猛虎的耳朵。饰牌直观上反映的是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猛虎捕杀野牛的生动情景,但透过这个逼真画面的背后,还寄寓着更加深远的含义。饰牌中的虎,应取意于天上的昴星团,牛则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由于昴星团位于金牛宫中,因此,虎群(四虎)噬牛所要展现的,就应当是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独步天庭的宏伟欲望。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一套 12件。主体图案为一只作匍匐状的猛虎,由虎头至虎尾装饰鹿角状的火焰纹,饰牌的两端和上边,环绕 8只鸟的图案,鸟已经简化为只突出头的形态,虎的身上镶嵌 7颗红绿宝石。这件饰牌造型美观,富丽堂皇。虎代表天空中的昴星团,由于昴星团由 7颗星组成,因此虎身上镶嵌 7颗红绿宝石。星辰是发光体,故在虎上方以鹿角状的火焰纹来表示。饰牌周围环绕 8只鸟,而同样的饰牌以 12件为一组伴出,则可能意寓着狄—匈奴民族以自己的族星—昴星团周而复始的运行来确定每年四时八节十二月的生产与生活。看来这类饰牌所展现的内涵,早已超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虎的意念,赋予了它更加深邃的内涵。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饰牌周边饰一周绳索纹,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咬斗的场面,猛虎在下,腹部着地,前肢极力撑起上躯,昂头张口狠狠咬住野猪的后大腿根,后肢翻转朝天蹬踏野猪,虎尾下垂经裆部由后向前弯卷至背部;野猪在上,虽处于劣势,但仍死死咬着猛虎的一条后肢,奋力反抗,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该饰牌不仅神态栩栩如生,而且抓住动物搏斗翻滚时的精彩瞬间造型,创造了青铜时代风靡欧亚草原的所谓“后肢翻转浪漫主义风格”,堪称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这种看起来似乎不合常规的表现手笔,恰恰是早期北方民族质朴崇虎情结的腾越和艺术渲染境界更为生动、凝练的升华,在展现拥有者豪迈气魄的同时,还激荡着超凡脱俗的洒脱境界。
      虎是大型食肉动物,被誉为“百兽之王”。虎额头上的“王”字形斑纹,似乎昭示着生来上天就安排了其在动物界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虎是威严与权力的象征,几乎与象征中华民族的龙一样重要。所以许多成语中是龙虎并提,如虎踞龙盘、龙腾虎跃、藏龙卧虎、龙争虎斗等。虎虽是人类的天敌,却由于其在动物界的地位而受到了人类的普遍崇拜。古人常借虎的形象表示权威和力量,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世代相传,崇虎的文化意识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
      从最新考古发现可知,我国境内自原始社会以来虎崇拜的事例发现很多,如: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玉琮的兽面,中原殷商青铜器流行的饕餮纹都与虎的形象相似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地域内的古代先民,像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北方民族这样,对虎这种处在生物链顶端的动物,具有如此深的崇尚、仰慕、眷恋之情,如此丰富多彩的寄托和如此鲜活、生动的再现。
      究其原因,早期北方民族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以及邻人的劫掠。因此,他们不仅需要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还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和崇尚。基于虎在自然界的霸主地位,自然就成为他们效之以法的楷模和寄托,在日常社会生活或大型活动(战争、祭祀等)中,手执、佩戴大量装饰有猛虎捕食草食动物造型图案的器物、饰物,便是他们崇虎、尚武情结最直白的心态。
      研究古文献和古天文学的学者,还对“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老虎造型的涌现,提供了另一个层面的解释。据《说文》解释:“昴,白虎之中星”。这里所指的“昴”即昴宿,亦称昴星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 28组,叫做 28宿,东西南北四方各 7宿。因昴宿(昴星团)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故也常将昴宿(昴星团)称为白虎星。又据《史记·天官书》载:“昴, 胡星耶”,这里称谓的“胡”,即中原人们概念中的以狄—匈奴民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原来,狄—匈奴民族不仅崇尚现实生活中的猛虎,还将天象中的昴宿(白虎星)视为自己的族星、希望之星、寄托之星。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伴随着早期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形态由单纯农业向半农半牧、畜牧、游牧经济的发生、发展而兴起、繁荣起来的,它既是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饱含他们智慧、思想、意识、艺术的物质载体。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胸襟和情操。在这些小小的方寸天地里,不仅记载着北方大草原上的和风疾雨,也铭刻着这块土地上的征战厮杀,还倾诉着自己丰富的情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锈蚀斑斑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穿越几千年的时空隧道,向世人昭示着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漫漫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对物质审美的追求和对艺术再现的拓新。具有浓郁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集中了草原民族对当时的森林草原景观,对他们赖以生存、朝夕相处的大自然中各种生物浓郁的情感再现。正是由于早期北方民族因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较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对虎除具有敬畏之情外,还拥有更多的敬仰、依赖与寄托的情结,所以才会在日常生活中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和心血去着意刻画和渲染,构成自己鲜明的虎文化特色。我们也得以借此细细揣摩 3000年前,早期北方草原民族的那些早已被历史深深湮没的固有情怀。
      以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著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宛如诠释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优美画卷中的一部精美篇章。透过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人们不仅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200多年前,清代学者赵翼曾指出中华民族的生肖观念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在《陔余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虽然赵翼先生的论断未必精准,但近百年来,不断涌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虎造型的应用所折射出的以狄—匈奴系统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深深的崇虎意念和虎文化情结(其实还应包括牛、羊、马等首先驯化于草原地带的动物),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于早期北方民族在我国传统十二生肖观起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进而对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及发展进程中的所处的独特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
     作者:杨泽蒙,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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