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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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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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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的民族特征(齐凤元)  

2017-02-11 09:45:30|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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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的民族特征
      内蒙古西部地处黄河中上游,总面积约 72万平方公里,是“河套人”的发祥地。是我国少数民族集聚、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多样共生、民族文化特点突出的地区。这里的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其民族特征独具魅力,影响深远。
      特征之一:内蒙古西部游牧民族,具有充满活力、富于创造、自立自强、突出自我的品格。这是由其地缘生存环境和游牧经济的自然生态所造就
      内蒙古西部由于更新世晚期局部下沉,产生了风成、水成的黄土堆积和漫漫黄沙,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沙丘、滩地、河套、湖泊相间的库布其、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大沙漠和波状的高原地貌。在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下,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困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使这里的先民强烈的生存需求与难以满足的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从而形成了先民固有的自立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驾驭并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内蒙古西部民族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精神与品格。
      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品格,主要表现在依托这里特定的生态资源条件,很早就创造了自然经济中毛纺、编织业和皮革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据《西夏书事》记载,居住在内蒙古西部的先民经常用驼、马、牛、羊、毡、毯、毛褐(毛织品)、草药等同宋朝汉人换取缯、帛、罗、绮、瓷器、漆器和谷物、砖茶。宋朝还将大批的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文化经典输往这个地区。同时,这里的民间为了满足自身与交换的需要,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生产地毯、毡帐、马鞍、马靴、奶桶、羊毛剪等产品,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最具代表性的创造力,是锻造鄂尔多斯青铜器及其他多种文化遗存。其中最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也称“胡冠”。这套金冠是1972年在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重约 1400克,由上部的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两部分组成。金冠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制作精美,工艺考究,融铸造、锻压、捶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代表了当时铸造业的最高水平。据考古人员分析鉴定,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一位驰骋疆场、地位显赫的部落首领所佩戴。与金冠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大批装饰有各种动物形图案的文物,表现出一种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这批文物特别是鹰形冠饰,不仅多次去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巡回展出,而且多次远渡美国、日本等国家展览,享誉海内外。
      上述诸多物质产品所表现的创造力正是内蒙古西部世代形成的地理生态环境、经济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这里游牧民族特有的品格。
      特征之二:奔放豪爽、雄浑宽广、刚毅强悍的性格,是内蒙古西部游牧民族最显著的特征
      这种性格的形成,仍然是与他们生产生活在草原辽阔而坦荡的自然环境、与他们从事游牧经济、爱乘骑、善狩猎、住毡帐、马崇拜的文化氛围分不开的。早在公元前 2000多年前的夏朝,这里的畜牧业生产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以胡和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同中原各部族一样,已进入铁器时代。那时北方游牧民族在战场上就有高超的骑马射箭本领,表现出勇猛强悍、刚毅豪爽的性格。当时强盛的赵国,赵武灵王就很敬佩,他感到华夏族笨重的战车和士兵的服装不如胡服和骑兵,便决定向胡人看齐,改革军事装备,军队一律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用骑兵代替了笨重的战车。有所谓“越人利于舟,胡人利于马”之誉,正是对内蒙古西部地区马背民族特征的高度概括。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明当时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对马非常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蒙古民族之所以被称为马背民族,不仅是因为他们爱乘骑、善狩猎,还因为他们视马为神圣的宝物。现在,鄂尔多斯蒙古族在门前树立的“玛尼宏”旗杆上,就悬挂着蓝、黄、绿、白、红五彩小旗,每个小旗上都印有九匹昂首向上奔腾的神马图。图案的空隙是用蒙文或藏文写着“希望之马奔腾飞跃,愿我们的民族繁荣吉祥”。五彩小旗之蓝色为蒙古族最喜欢的颜色,象征着蓝天,繁荣强盛;其黄色则代表着养育本民族的土地;绿色代表草原;白色代表财富之源的羊群;红色代表鲜花般的幸福美满。而这一切都由神灵般的马来寄托。他们认为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骘,没有马蒙古族就失去了神明。把马视为伙伴,视马褂、马靴为最庄重的衣服;认为马奶酒是最纯洁的吉祥食品;观看赛马为草原上最快乐的体育比赛;听马头琴演奏为最动听的音乐。马的神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马的赞歌、赞词、祝词和有趣的故事,并产生了许多关于马的节日,如马奶节、打马鬃节等等。马奶节上,牧民们用鲜马奶祭天、祭地、庆贺丰收。打马鬃节则是牧人劳动竞技、娱乐的集会。别有一番吉祥如意的草原文化情趣。
      特征之三:降福引善的吉祥文化,滋润了内蒙古西部游牧民族勤劳淳朴、热情好客的品德
      吉祥文化预示着好运。还预示着幸福、长寿。凡是人们认为好的东西,追求、向往的理想,都会表现在吉祥文化中。内蒙古西部吉祥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记载,到了战国时期,吉祥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出现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吉祥、数字吉祥、语言吉祥、文字吉祥,以表达北方游牧民族避邪求吉的心理。
      在数字吉祥文化中,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当地蒙古族民族特别崇尚“九”。认为“九”是表示天,是崇高的象征,表现为无限之大。因此,“九”就成了一个吉祥数字。鄂尔多斯蒙古族每逢祭天、祭地、祭祖和祈祷时,都要点燃九盏神灯,向天泼洒九次圣洁的鲜奶;新婚男女拜见父母要进行三拜九叩之重礼。尚“九”,传说源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降生后用九泉之水沐浴其身;成吉思汗九岁时独立生活;三九二十七岁时称汗;成吉思汗的坐骑是九匹白骒马的乳汁精养起来的白骏。成吉思汗死后,每逢祭奠之日,达尔哈特人总以九九之全羊,九九之芦坛白酒,九九之泼洒仪式,寄托他们对圣主的虔诚之心愿。
     祝词与赞词。鄂尔多斯的祝词与赞词内容十分广泛,是鄂尔多斯吉祥文化中语言吉祥和文字吉祥最高层次的一种表达形式。包括骏马赞词、婚礼祝词、祭火祝词、宗教祝词、劳动颂词、生活颂词,甚至牲畜繁殖、新毡包落成、家人远行、宾客莅临、婴儿诞生、老年贺寿,等等,都伴有生动优美、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祝词和赞词。它给喜庆吉祥的场面增添无限的情趣和色彩。这种感情热烈、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的说唱结合的口头文学,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据蒙古学者考证,大约在公元 14世纪,鄂尔多斯地区就流传着专共祝颂人吟唱的赞词手抄本。这种手抄本容量之大,范围之广,吟景、颂物、颂人。数典溯祖,叙事抒情,往往是陈词铺张,浓墨重彩,夸张比喻有加,令人称绝。
      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的古老祝词和赞词,大都是对天、地、人及自然万物的赞颂,是对生活和理想的吉祥祝愿。随着时代的变迁,祝福吉祥的赞词、颂词又有新的发展,许多脍炙人口的祝词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 
      特征之四: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陶冶了蒙古民族虔诚质朴、与人为善的心理素质
     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部落原来崇尚萨满教。这是一种多神教,以崇拜的腾格里(天)为背景,崇拜天、地、山、川、江、河、草、木、虫、兽等。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它没有共同的经典神名和统一组织,教民可以信奉天地日月,也可以信奉巨禽猛兽,信仰是比较自由的。至今在鄂尔多斯各地屡见不鲜的敖包祭奠,便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相结合的产物。而后来教民广泛信仰的则是藏传佛教。
      鄂尔多斯藏传佛教,是 16世纪中叶藏传格鲁派喇嘛教传入的。格鲁派的衣饰、帽子为黄色,故称黄教。16世纪 70年代后元持政大臣、乌审旗人呼图格泰彻辰洪台吉及其叔父阿拉坦汗派使臣手持请帖和礼物前往西藏邀请黄教两大活佛之一的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来鄂尔多斯传教。从此,藏传佛教便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广泛流传。之后,各旗王公在清廷“兴黄教,尊喇嘛”的鼓励下,在鄂尔多斯地区建成了许多召庙,到 20世纪初,鄂尔多斯地区有召庙 275座。格鲁派喇嘛教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喇嘛人数多达 2万,接近当时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男子人口的一半。佛教经典遂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精神世界的支柱。各地召庙上所表演的政论化装歌剧—古日演唱和“查木”表演这种民间艺术,亦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否认,藏传佛教所宣扬的自然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但在当时处于落后游牧经济条件下,无疑会有广阔的传播市场。喇嘛教教义的“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的道德观,渗透到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习俗形态中,对俗人的品行修养也有积极意义。
      特征之五:以享誉中外的鄂尔多斯诗文歌舞文化为代表,展示了内蒙古西部蒙古民族的聪明才智和艺术特长
      众所周知,鄂尔多斯被世人称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之所以称为歌的海洋,有一首民歌唱道:“鄂尔多斯民歌有多少,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就知道”;“千年的黄河流不断,鄂尔多斯民歌唱不完”鄂尔多斯民歌以她鲜明的色彩,清新的格调,质朴的情感,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显示着她独特的风采和韵味。其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蒙古族民歌。她是鄂尔多斯民歌中一朵绮丽的艺术奇葩。多少年来,唱歌已成为鄂尔多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喜唱,个个善唱,用歌声传递着心灵的信息,也为人们创造着优美动听、流光溢彩的精神产品。
      鄂尔多斯民间舞蹈是与民歌相伴生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民歌一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浓郁的草原风格。鄂尔多斯之所以称为舞的故乡,是因为许多精彩的舞蹈无不产生于鄂尔多斯这块热土上,并长久流传于民间。
      追根溯源,鄂尔多斯歌舞源于宗教。以今天的《鄂尔多斯舞》为例,其原型是庙会上喇嘛表演的“查木”,经过当代舞蹈艺术家再创作而形成的。宗教与艺术之间具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宗教艺术这一独特艺术品种,即是它们联姻的产物。所以说,原始宗教,是艺术起源的摇篮。这样看来,鄂尔多斯歌舞文化之所以世代相传,长盛不衰,与鄂尔多斯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影响广泛是分不开的。后来,随着艺术的普及,艺术逐渐与宗教相脱离,成为单纯的审美活动。但至今仍有许多歌舞反映人们浓厚的宗教意识。也正因为宗教与艺术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才使宗教与艺术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结伴同行,互相影响和渗透,并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中,不断发展自己。鄂尔多斯蒙古民族也在甜美和谐的艺术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净化自己、提高自己。
      反映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展示西部蒙古民族聪明才智特征的,不仅仅是歌舞文化,更突出的是鄂尔多斯的文学、史学文化,比如鄂尔多斯人萨冈彻辰撰写的《蒙古源流》、图波 61代孙撰写的《蒙古汗统大黄史册》、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贺希格巴图的《古今宝贝史纲》等一批著作,在蒙古族近代文学、史学界响深远。有文章指出,在鄂尔多斯地区差不多每 40年就诞生一部历史著作。这足以证明鄂尔多斯不仅是歌海舞乡,而且是诗文巨著层出不穷的神圣之地。盂今天,鄂尔多斯的文化积淀之所以如此丰厚,文学艺术之所以享誉海内外,与这里蒙古族群的聪明才智与艺术特长显然是分不开的。
      特征之六:相互渗透的民族融合文化,塑造了内蒙古西部少数民族海纳百川般的气质和开阔明朗的包容吸纳精神,形成了多民族彼此依存,相互尊重,共建家园的良好风气
      内蒙古西部原是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汉族居民迁徙到此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原后的秦王朝。到了西汉时期,由于实行“移民实边”、“胡汉和亲”等政策,鼓励汉族农民到边疆垦荒种地。从此,内蒙古西部居民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变化。到清朝末年,陕西、山西、宁夏与内蒙古相邻的各县涌入的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已近 30万耀40万。由于汉族农民进入土默川、后山、河套、鄂尔多斯一带,使这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大片草原被垦种,部分游牧民族开始定居,原本单纯的畜牧业逐渐向半农半牧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和蒙汉各族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了解,提高生产技能起到了推动作用。蒙古族牧民向汉族农民学会了一整套农业生产技术,并掌握修建房屋和多项手工工艺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贩也日渐增多。大批汉人掮客、货郎、小手工业者深入农村牧区传授技术、推销货物、收购外运牧民的土畜产品。不少蒙古人也开始经商做买卖,将本地盛产的盐、碱、皮毛等运到内地换取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加工、酿酒、榨油、制作各种车辆、各种器具、冶炼、制砖、烧灰、织毛口袋等手工业日益兴起。在主要经营牧业的蒙古人中,发展了不少石匠、银铜铁匠、木匠、画匠、泥瓦匠、油漆工、雕塑工、编织工等手工业者。榆无论在生产或生活方面,各族人民已融为一体。
      最显著表现是饮食文化的融合。蒙古族由于学会了耕种土地,自己生产了粮食、蔬菜,从而丰富了食物品种,调剂了饮食结构。汉族人喜欢吃的面食,如白面、荞面、莜面、豆面做的馒头、饺子、窝窝、面条、凉粉、碗坨、油糕以及烩酸菜、红腌菜、韭菜、萝卜等等,都成了蒙古人餐桌上的主要食品。而汉族人也学会了制作各种奶制品,如酥油、酪蛋子、奶皮子,也习惯吃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如手扒肉、羊油馓子、奶粥、肉粥、羊奶泡米饭、奶茶等等。
      在语言方面,最具特色的是人名、地名。常常是一个姓氏或名称既有汉语(文)也有蒙语(文)。如张达赖、王巴特、杨道尔吉。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姓氏,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蒙古姓氏;二是谐音汉姓。谐音汉姓是将自己的蒙古姓氏或意,译成汉姓氏,或音译成汉文后用谐音汉字姓氏,姓后缀蒙名;三是“随旗蒙人”姓,多是娶了蒙古族妻子,并将自己的族籍改为蒙古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所生子女姓氏随父;四是汉姓,地名如布日都梁、察汗淖等等。这种犹如水乳一样的融合,既反映了民族间生活的接近,也加深了民族间情感的交流,也是民族社会学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文化领域的融合,最有说服力的是内蒙古西部特有的“漫瀚调”(亦称蒙汉调)的生成和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结合的耕牧相间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加之与内蒙古西部近邻的晋、陕高原农耕文化的浸入,使晋、陕汉族的民间“山曲儿”、“信天游”与内蒙古蒙古族民歌,展开了大范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从而孕育了“漫瀚调”的生成。用音乐家的话说,“漫瀚调”,“是一种突变性的块状文化搬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混合型文化形态”。“漫瀚调”体现出一种蒙汉人民的音乐文化思维,是文化领域内出现的新事物。它一出现即受到当地蒙汉人民的喜爱、传唱和认可。恩格斯说过:“人的思维与意识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今天看来,内蒙古西部这个蒙汉民族共居、农牧相间的地域性生存环境中生成的地方歌种—“漫瀚调”,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它既是民族融合文化最具典型的现象之一,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文化的鲜明特征。
       这种民族文化的渗透、吸纳与包容,使多少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与文化的交流与认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联系。所谓包容是指内蒙古西部民族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般的气质,以及它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像“漫瀚调”的生成与发展,它既是民族融合文化最典型的现象之一,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地区蒙古族群的人文精神的内在特质,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在 21世纪我们有理由、更有必要回首以往的历史和文化,反思那些曾经使我们民族赓续绵延、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思考新世纪的文化建设,这对于塑造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审美人格、道德情操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任何文化形态都是有传承的。任何发展、创新都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当然,传统文化有它的缺陷或局限,这一点务必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认识,才有反思,才有发展,才有创新。就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的民族特征而言,说到底是人的特征。因为民族是由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人”,既是自然人,更是“文化人”。因为人是在文化的创造和学习的过程中成长的。也只有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才能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宝斯尔著《鄂尔多斯风情录》、《伊克昭盟志》第一册、赵星著《民族音乐艺术论·略论“蒙汉调”的渊源及其艺术特征》
      作者:齐凤元,《鄂尔多斯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高级编辑,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推荐参与自治区社科院于2005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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