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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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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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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俄罗斯中国学,历久弥新  

2016-06-07 19:17:07|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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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俄罗斯中国学,历久弥新

俄罗斯中国学成就斐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田径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考察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视角和最新成果,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加强,是俄罗斯中国学繁荣的重要推手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虽从未占领显学这一制高点,但300年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日臻醇厚。从最初少数社会精英的个体译介,到目前涵盖几乎所有主要领域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田径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

  百花齐放——

  俄罗斯目前约有汉学家6000人,中国学研究状况堪称“史上最强”

  关于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现状,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倾向于用“史上最好”进行描述。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俄中关系的加强等,都推动了俄罗斯中国学今天的繁荣。这种喜人景象集中体现在融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于一体的众多研究机构中。

   一是学术机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主任马斯洛夫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传统的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有7家,皆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如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分院等。其中,成立于1966年的远东所最为权威。目前在所辖10个研究中心中有6个专门从事中国学研究,其中仅俄中关系研究中心就下设七大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俄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此外,位于俄罗斯中国学发源地的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专攻古代中国学,亦堪称同行之翘楚。

   二是高等院校。据马斯洛夫介绍,俄最大综合性中国学研究中心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该院撰写了关于中苏关系史、中国农业问题等大量专著,翻译了多部汉唐史和诗歌著作。在俄欧洲部分,实力堪与莫大亚非学院比肩的只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而作为“新生代”代表的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在俄研究中国历史与汉语教科书方面建树颇丰,集世界各国东方学专家之所长是其独有的强项。比较而言,俄亚洲部分的中国学研究因“近水楼台”而更为普及。叶卡捷琳堡大学、伊尔库茨克大学、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大学都有中国研究中心。其中,伊尔库茨克大学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领域实力不俗。该校位于当年俄旅行家、商队去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得以“承接”大量宝贵史料和优良研究传统。

   三是独立研究机构。该类机构多由私人创立或地方政府主导,专攻当代中国政经和中俄关系。据马斯洛夫介绍,俄目前这类综合性中国研究机构有6至7家,专项研究机构约有20家。

   此外,形式多样的“动态”研究机构——研讨会和友好协会等也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形式。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每年举办“中国社会与国家”研讨会,迄今已举办40多届,涵盖各类话题的学术研讨3000多场,许多成果已结集出版。

   据卡尔涅耶夫介绍,在上述各类机构中,俄罗斯中国学专家约有6000人。其中,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就有50多人,远东所则有100多人,包括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别列洛莫夫等“中国通”。研究人员最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其次为政治领域,再次为历史领域。由于历史积淀时间长短不同,目前公认的中国学巨著主要有俄罗斯外交学院的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中国:协作的四个世纪》、远东所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等。定期出版物中以远东所1972年创刊的《远东问题》最为权威,含俄语版双月刊和英语版季刊两种,内容不拘一格,观点注重争鸣。

   成果斐然——

   俄罗斯中国学不仅重视研究两国当前政治经贸关系,也热衷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史记》外文全译本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由于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化,当前俄中关系是俄罗斯中国学的重中之重。2012年9月远东所专门成立了俄中关系与俄印中合作机制、金砖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以更好地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确保两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合作。相关研究成果在质量上也有飞跃。代表作就是2013年5月问世的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中国:协作的四个世纪》。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认为,该书作为补白之作对400年来俄中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对俄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

   经贸关系的研究也是备受中国学重视的领域。卡尔涅耶夫指出,在俄中两国都在寻找经济结构调整的当下,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将集中更多精力探究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中国模式的优劣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分析等课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介绍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表示,近年来远东所重点加强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多次赴中国调研,并于2010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措施》两部专著,备受业内好评。今年以来,仅涉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研究的“重磅”论文就有数十篇。

   尽管近年来中国学研究将重心偏向中国的动态发展,但历史文化研究从未离开学术圈的“半径”。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儒学的研究,一直是远东所引以为荣的自豪点。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向本报记者介绍,在该所众多著述中,首席研究员、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别列洛莫夫翻译的《论语》全面体现了原著所表达的深刻思想,是近年来该领域的上乘之作。远东所翻译的《道德经》《中庸》等经史典籍也可圈可点。而由季塔连科本人主编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从哲学、历史、政治、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诠释,成为公认的“近年来中国学研究最耀眼成就”,并荣获“俄罗斯国家奖”,季塔连科也因此被授予“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中俄友谊勋章。

    此外,具有190多年历史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对中国的经典诗歌、散文、书画的研究积淀厚重,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均为该所的重点翻译研究内容。东方所近期还完成了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史记》外文全译本。

   作用显著——

   俄罗斯中国学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民间交流营造了积极舆论

   国别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是服务于现实。卡尔涅耶夫认为,目前中国学的这种影响意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研究报告或分析建议呈送给政府部门以供决策层参考,也就是建言献策;二是用研究成果影响民间舆论场。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政府决策。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的互动相当重要。卡尔涅耶夫认为,中国学专家影响政府决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学者在行政部门直接任职或充当顾问,如2000年少壮派汉学家马斯洛夫出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亚太合作事务顾问。二是相关研究报告为政府所采纳。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丘达杰耶夫指出,在2011年6月该所中国分部副主任柯布杰夫寄给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建议信中,很多提议都得到了积极回应。

    从中国学影响政府决策的领域来看,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方面。卡尔涅耶夫指出,大多数中国学家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他们研究中国,其终极目的是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如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与中国相似的问题,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对改革过程的分析,即是用中国的“他山之石”攻俄罗斯之“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别尔格尔指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加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进一步拉动内需、减轻外贸依存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大增强,这种创新发展模式对俄罗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8月中旬,莫斯科国立大学全球业务系教授克洛塔耶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尔科夫等知名专家,联名“上书”呼吁俄罗斯充分借鉴中国经验,避免自身因“金砖”成色不足而被不体面地“请出”世界上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圈子。他们认为,从中国可取的“经”很多,如中国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主动力,俄罗斯可以效仿而大举投资翻新公路网;中国成功在国内经济参与者之间营造出激烈竞争氛围,俄也应力避重吃“大锅饭”。莫斯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夫多库申表示,李克强总理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理念对俄罗斯也十分“有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近期据此也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二是民间交流与中俄关系。民间交流与中俄关系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丘达杰耶夫认为,中国学能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如目前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印象尚停留在中餐、风水、功夫片等“初级阶段”,这种认识可谓盲人摸象,管窥蠡测;个别媒体出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不实消息,也是不识大体、以偏概全所致。有时同一问题还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看法。如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生产力落后,“中国造”质量“不靠谱”;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中国发展太快,或致中俄因经济差距而加深矛盾。卡尔涅耶夫认为,在俄罗斯这个多元化社会,见仁见智属于“新常态”,但要消除无知带来的偏见,避免虚假信息干扰,就需要加强两国民间的交流。而在民间交流中,中国学的广泛传播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客观认识对方,进而纠正政府决策差误。为此,一些著名中国学专家开始在媒体上留声亮相,接受访谈并发表看法。卡尔涅耶夫强调,专家尝试用理性观点影响民众和两国关系的做法符合俄中双方利益,因为专家的第一要务就是促成讨论和互解,进而纠正偏差,达成共识,还原一个“真切”的中国。

    链  接

   俄罗斯中国学三个阶段

   一、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1715年派遣到清廷的俄罗斯东正教使团。使团履行了使馆的职责,并培养出了第一批俄国汉学家,并将中国众多哲学典籍和思想译介到俄国国内,同时编写了教材和词典,为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是俄罗斯中国学飞速发展的阶段,学者的研究触角开始伸向各个领域,喀山和圣彼得堡先后成为沙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中心。瓦西里耶夫院士则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他的皇皇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广博而深刻,在整个西方也属划时代作品。在教学方面,瓦西里耶夫自创了汉字笔画系统,至今俄罗斯人学习汉语仍从中受益。

    二、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国际共运的开展,苏联初期的中国学研究开始带有革命色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增加促使许多年轻人投身于汉语研究队伍。虽然随后中苏关系转冷,但研究脚步并未停止,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即成立于1966年。

   其间,中国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圣彼得堡转移到莫斯科,领军人物则是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和“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的长项在于中国文学和文艺批评, 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缔造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

    三、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中国学因苏联解体、经济遭到重创而一度陷入了危机,但随着中俄关系恢复正常并迅速升温,俄中国学学者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出现了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不断增多的喜人景象。而相对于以前的信息闭塞,学术界通过网络也获得了空前的信息,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学的研究。凡事过犹不及。现在的问题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信息过多。如何处理、筛选最可靠的信息,成为学者必修的新功课。

   (驻俄罗斯记者 陈效卫 张晓东 谢亚宏 林雪丹)

   来源:《 人民日报》(2013年09月04日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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