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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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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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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学比较(韦立德)  

2016-05-01 20:47:38|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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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学比较
                     韦立德
      不管是在总体趋势还是在相关部门所面临的困难方面,澳大利亚与英国的中国学研究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得益于其地理和政治地位的优势,因此它在中国学特别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方面更领先一步。
                  共同点 
        两个国家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同美国相比,两个国家的相关研究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两国政府都给予了实际的但并不充足的支持;两个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但在如何应对不断增多的母语是汉语的学生和学者方面都存在问题。 
       首先,与中国学在美国所处的中心地位相比较,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学都显示出其边缘性。英国中国研究学会约有180名成员,而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的成员人数上下波动,最少时约120人,最多时达250人。相比较,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中,仅将研究方向定为中国历史的学者就超过1700名,研究中国文学的则有700多人。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主要的学术趋势往往也发源于美国。然而,两份重要的中国学杂志——《中国季刊》和《中国研究》却是分别在伦敦和堪培拉出版的。但尽管如此,两份刊物都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近来担任编辑的多数学者都来自美国,此外大多数投稿人也身处美国。 
      不管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政府都曾间或地认识到在大学中开展对中国学的深入研究对于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重要性,并拨付相应的资源以支持其重要的研究项目。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未能就此有足够的认识并建立一个健全的部门。两国的中国学研究都是被作为更宽泛的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的组成部分来对待的。 
        在两个国家中,中国学领域一直并仍然存在广泛的危机感。这种感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感觉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有这样一种解释,即中国学领域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在一些学校中新增加了汉语教学,因此,尽管学习汉语的学生总数有所增加,一些有较长历史的系却可能承受着低入学率和资金不足的威胁。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入学人数少,但2003年德拉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作出了关闭其东亚研究系的决定就是这类系科面临问题的最突出的例子。这一决定使英国丧失了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中国学系之一,并严重削弱了这一领域的整体实力。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相比,过去20年来英国和澳大利亚与这个国家的联系急剧扩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直接学术联系都很少;今天,它们与中国在各方面的联系都在加强。作为交流协议的一部分,两个国家中以汉语为专业的大多数学生现在都可以在中国居住一年;一些学校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支持中获得很大好处。此外,中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开放——尽管尚不完全——也已改变了开展中国学研究的方式,并为中国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新机会。现在与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地区)的合作已属平常,并将变得更加普遍。 
        最后,两个国家都必须在各个层面上平衡母语为汉语的学者和母语为英语的学者们的贡献与要求。在这方面,所有层面上的问题都很复杂。从学生的角度而言,中国学领域需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学习者,从那些没有一点汉语背景的学生,到有广州话或闽南话(Hokkien)背景,但写作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母语是普通话或接近普通话的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有语言背景的学生设置特别的课程——对这种需求的认识已经日益明确,不过有时会出现资金问题。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背景知识的水平与类型存在差异。 
         在较高层面,那些在大学才开始学习汉语的有志向的大学生正面临着来自在中国接受过教育(至少是初级教育)的学生的职位竞争,这些学生显示出很强的英语和汉语的综合技能,而且由于不必在大学期间学习汉语,他们通常还获得了更好的学科方面的培养。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学领域,并加深了我们的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同时,也对有志向的非汉语母语的学生攻读中国学的研究生造成影响,他们需要考虑在长期和昂贵的研究生学习之后是否有机会获得一份学术工作?
                不同点 
        尽管以上陈述了一些相似点,在两国的中国学研究中还有着许多差异。总体而言,在部门的规模上,英国的中国学要比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规模小得多;在英国,中国学较为集中,而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则散布在全国各地;在英国,中国学对于整个学术活动而言更加边缘化,而在澳大利亚,中国的重要性已确保中国学至少已经开始向学术中心迈进;英国中国学的重点更为偏重于人文学科,澳大利亚中国学则更重视社会科学;最后,英国中国学研究更趋向于对传统中国的研究,而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更坚决地锁定当代中国。 
        不管如何将两国的中国学进行比较,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的大学系统在规模上是澳大利亚的三倍,因此一个澳大利亚的部门,其教员人数如果与英国相类似,那么实际上其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则要大得多。 
        如前所述,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协会的会员人数与英国中国研究学会的人数有时大致相等,有时达其两倍。此外,澳大利亚汉语教师联合会有几百名成员,这一数字主要包括中学教师;而英国汉语教师协会(British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只有大约50名成员。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有着大量的教职人员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但他们只被归入某一学科,而不是一个领域或协会。例如,在两个国家都有许多中国学者和研究生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与中国学领域几乎没有联系。 
        在学生的情况方面有着更为明显的差别,尽管这一差别随着教育等级的升高而逐渐缩小。在澳大利亚,有50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相关的语言课,学生达8万名。与此相对照,在英国,在专业语言学院系统建立之前,除了个别学校之外,这类教学几乎没有。专业语言学院系统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任务是教授非欧洲语言。到2003年,有64所语言学院讲授汉语,汉语教学明显增多。在这两个国家,接受汉语教育的学生中的大多数或是有讲汉语的背景,或是有中国血统,因此,在向大量的非汉语人口扩展汉语教学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就大学生而言,在英国,过去3年中将汉语学习作为学位或双荣誉学位的一部分的学生人数一直在300~350人之间;在澳大利亚,有1300多名等同全时学生(EFTSU——full time equivalent students)在学习汉语。这两个数字不能进行直接的比较,但是在英国大学中,正式学位计划之外的汉语教学非常有限,因此,在澳大利亚学习汉语的学生要比英国多得多。研究生的规模更加难以判断,舒尔曼的数字表明在这方面英国的总体表现反映了其具有更大的规模:在1976~1990年期间,英国有497名博士学位获得者是以中国作为主要或第二位的研究重点,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数字是196人。在90年代情况是否仍然如此尚可存疑。胡珀曾报告说,在澳大利亚,与中国有关的研究生论文有了显著增加,从1983~1987年的63篇(平均每年12.6篇)增加到1989~1996年的267篇(平均每年33.4篇)。 
       在澳大利亚,中国学部门的规模更大,并且广泛分布在各所大学中。虽然两个国家的学术体系有着一些重大的差别,但在澳大利亚开展的中国学和汉语的研究要比英国广泛得多。随着德拉姆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关闭,在英国只有7所大学可以授予汉语的正规“单荣誉”(singlehonours)学位,即剑桥、爱丁堡、利兹、牛津、谢菲尔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和威斯敏斯特。学生在威尔士大学(兰彼得)、诺丁汉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约翰·莫瑞斯大学(利物浦)和中兰开夏大学也能参加一些汉语课程,但是这些学校加在一起也仅占高等院校总数的10%多一点。 
        与此形成对照,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大学都提供某种形式的汉语主修科目。总体而言中国学在澳大利亚要比在英国更加稳固地植根于其大学体系中。 
       至少在最近,在将中国学研究与主要学科门类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作为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来讲授,澳大利亚要比英国做得更好。正如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写到的:“我们的确急需语言学家和大量掌握不同语言技能的其他人才。但是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而通过其他各学科来开展亚洲研究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传统的人文科学系中,中国所占的比重不大,只有历史学是个例外。在澳大利亚,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仅有极少的中国学研究,文学系则更是如此。这种状况现在开始发生变化,在正在兴起的文化研究领域中,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电影方面。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当英国的许多研究中国历史和古汉语的学者感觉受到威胁时,与澳大利亚相比较,他们仍然处于更中心的地位。澳大利亚的侧重点更偏向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英国则更偏重于人文学科和古代中国的研究。在澳大利亚,只有在悉尼大学,古汉语在课程表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他大学的中文系,如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虽然是沿袭汉学模式而建设的,但是都倾向于向现代汉语的方向发展。其他新的大学,如默多克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则从其中文系建立之始就将重点放在现代汉语和当代中国方面。 
         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某种程度上在达勒姆和爱丁堡等大学,古汉语仍然是教学重点。然而正像在澳大利亚感受到的压力一样,对古汉语教学以及更严重的、对培养研究力量的威胁正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忧虑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的大会上,50%以上的论文是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或现代史,是欧洲此类论文的两倍。比较而言,在欧洲的论文中,与近代之前的中国和现代文学有关的论文大约占70%,是澳大利亚同类论文的两倍。
            前景以及未来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指出,澳大利亚中国学的现状就是英国中国学的未来,而且确实,澳大利亚的中国学似乎与实现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中国学报告提出的目标更加接近。但无论如何,英国的地缘政治状况与澳大利亚是不同的,而HEFCE报告所引证的也不是澳大利亚的情况,而是以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来作为调整其失误的基础。但是欧洲中国学要比英国更倾向于关注人文学科和近代以前的中国,而较少关注当代社会科学。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中国学都获得了支持并有所扩大;但是两个国家都还没有赋予中国其所应具有的显著地位——不管是根据中国目前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还是依据其文化对世界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未来的发展也会由这样一些因素所主导,诸如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政治和流行观念,以及投资于语言学习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英国、澳大利亚经济关系的发展,至少能够改善中国学毕业生的职业前景并扩大对中国学的需求。但中国日益扩大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经济。在英国,对中国学投入增加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来自外交部门——外交及联邦办公厅。在文化领域,中国也变得日益重要,过去20年最突出的是在电影方面。更广泛地以及在政治上洞见中国的重要性也对决定中国学未来需求水平至关重要,例如澳大利亚1996年大选后的政府就对澳大利亚的未来有赖于亚洲的观点不那么感兴趣,导致其国内中国学呈现弱化。 
       对中国的研究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不相一致,一个主要障碍是语言。汉语可能不是一种非常复杂或在概念上非常困难的语言,但是学习汉语要比学习使用罗马字母的一种欧洲语言或亚洲语言(比如印度尼西亚语)要投入多得多的时间。因此,在母语不是汉语的人中掌握汉语的人非常之少。在英国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扩大学习汉语的人数,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系统和长期的政府支持将是必需的。 
       更宽泛地讲,更多地要有赖于中国和中国人还准备在多长时间内使用英语(或其他外语)做生意。许多讲英语的商人觉得不需要掌握汉语技能,坚定地相信用英语就足够了,即使是派驻中国的新闻记者有时也不具备任何语言知识。 
       总之,尽管有一些困难,中国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仍然会有一个成长与发展的未来。 
       作者:韦立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转自《新华文摘》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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