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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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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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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概论》(7)  

2016-04-09 09:22:07|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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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学概论》(7)
                                  第三节 苏勒德祭祀
            苏勒德,蒙语意为“徽”,是蒙古民族古代的旗帜。依据它的形状,汉语称“矛”或“纛”。成吉思汗时期的哈日苏勒德(黑纛)、查干苏勒德(白旗)、阿拉格苏勒德(花纛),被称为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的三面旗徽。这些旗徽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圣物,与成吉思汗八白宫一样进行供奉。大蒙古国的三面旗徽逐渐集中于鄂尔多斯,由鄂尔多斯部供奉。
       成吉思汗的苏勒德历史悠久。据《蒙古源流》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遂即于斡难河源,竖其九斿之白旗,遣人至德里衮布勒塔黑之地,竖其四斿威灵之旗”。在鄂尔多斯,除成吉思汗苏勒德之外,还有很多蒙古古代部落、氏族旗徽,由部落、氏族世代进行祭祀,一直传承至今。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竖立的“黑慕日”(天马旗),是成吉思汗苏勒德的象征,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性祭祀圣物。
                                  一、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祭典,主要以八白宫祭典和苏勒德祭典两大部分组成。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黑纛)跟随成吉思汗“八白宫”,一直留在鄂尔多斯,由鄂尔多斯部供奉。大蒙古国查干苏勒德(白旗)、阿拉格苏勒德(花纛),原为察哈尔部供奉,17世纪30年代集中供奉于鄂尔多斯。苏勒德祭祀,与八白宫的祭典一样,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整套祭祀礼仪、祭祀制度和祭祀程序,世代相传,成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干苏勒德,亦称“察哈尔部查干苏勒德”,是大蒙古国在斡难河畔建国时所树立的“九斿白旗”。查干苏勒德的缨子用银白色公马鬃制作,因而称查干(白)苏勒德。矛头为火焰形状,象征平安和兴旺。北元时期,由察哈尔万户供奉。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后,守护查干苏勒德的察哈尔部几千人带着苏勒德返回途中留在八白宫所在的鄂尔多斯。查干苏勒德在清朝初期供奉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南部靠近长城的宝日陶勒盖苏勒德土岗。1691年(康熙三十年)起租放鄂尔多斯南部牧场,守护查干苏勒德的察哈尔部众向北迁移,查干苏勒德也随之迁移,于1904(光绪三十年)供奉于毛布拉格的陶高图滩北角。另外,当年成吉思汗授予木华黎的大蒙古国的查干苏勒德,从13世纪以来一直供奉于乌审旗陶利一带。查干苏勒德祭典有日祭、月祭、季祭、大祭(威猛祭)等几种。查干苏勒德祭品,原由乌审旗察哈尔哈然所属四个苏木和图克庆氏族轮流准备,每季度举行一次季祭。查干苏勒德大祭仪式中,有很多独特的习俗和仪式,比如用镜子的反光进行祭祀,驱逐“替死鬼”等习俗。
        哈日苏勒德,为成吉思汗祖辈传下来的圣物,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苏勒德的缨子用九九八十一匹枣红公马的黑鬃。柄(希利彼)外面套一层黄缎,上面钉一千颗纽扣,象征一千只慧眼能够看透一切邪恶。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战神,集中体现蒙古民族战胜邪恶、祈祷圣主战神保佑百姓平安的心愿,是“全体民众的总神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成吉思汗八白宫一同由鄂尔多斯部供奉。成吉思汗的哈日苏勒德随八白宫进入黄河以南以后,清初在额璘臣济农的王府供奉。后来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南部供奉。郡王旗租放南部草场后,哈日苏勒德被迫北迁,于1910年(宣统二年)迁至今布尔台格乡境内的查干陶勒盖后平地上,1956年迁至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典,分平日祭、月祭、季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以及专项祭典和特殊祭等。每逢龙年举行的威猛大祭,从农历七月十四日苏勒德年祭那天开始,于十月初五结束。期间,四柄支苏勒德分四路到鄂尔多斯七旗进行巡祭。哈日苏勒德威猛大祭,除每逢龙年按规定举行外,过去也可以针对某一件事破例举行。
         阿拉格苏勒德,是大蒙古国的旗徽之一,因它的缨子用黑白两种颜色的公马鬃制成而得此名。成吉思汗大军所举过的阿拉格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阿拉格苏勒德”,一直随蒙古汗廷。1632年(天聪元年),林丹汗西迁青海途中,将阿拉格苏勒德与守护人员一起留在鄂尔多斯的杭锦草原。为了躲避清朝追兵,当时将阿拉格苏勒德藏在水井里,后来把阿拉格苏勒德也称为“察哈尔水神”。阿拉格苏勒德除平日祭典外,有月祭、季祭、大祭。每逢虎年农历冬中月(十一月)初三,举行阿拉格苏勒德威猛祭典。威猛祭典仪式结束后,人们参与“千人狩猎”行动。参加祭典的人们跨上骏马纷纷出外狩猎,猎取黄羊或兔子之后,大家聚集在阿拉格苏勒德祭坛,举行敬献野牲祭品仪式。
        鄂托克的昂素供奉的阿拉格苏勒德,被称之为“哈撒儿的阿拉格苏勒德”。哈布图哈撒儿是成吉思汗胞弟,著名神箭手。有记载说:随林丹汗到鄂尔多斯的守护阿拉格苏勒德的察哈尔部千余人留在杭锦。因他们居住的牧场狭窄,其中有的氏族部落带上阿拉格苏勒德的一柄支苏勒德,迁移到查干陶勒盖,并称他们守护的是哈撒尔的阿拉格苏勒德。
       鄂尔多斯还有一些地方一直在供奉成吉思汗苏勒德。比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上供奉着一柄哈日苏勒德,传说当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征战西夏时在此祭祀哈日苏勒德而一直传承;杭锦旗南部哈日扎日格庙西侧供奉的哈日苏勒德为1748年从成吉思汗四斿哈日苏勒德领取一支后树立。在鄂尔多斯供奉阿拉格苏勒德的地方还有几处。
                       二、部落旗徽祭祀
        守护成吉思汗宫殿的鄂尔多斯部由诸多部落组成,这些部落长期以来保护部落旗徽,并一直进行祭祀。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部落旗徽,多为三叉式苏勒德,其形状与成吉思汗查干苏勒德相似,均用公马鬃作缨子。在乌审旗过去有哈特根、维古尔金、察哈尔、哈日哈坦、克烈惕、图克庆、布斯图等以蒙古原始部落、氏族名称命名的哈然(行政体制),多数部落、氏族供奉着各自的旗徽。在鄂尔多斯聚集的氏族旗徽中主要有察哈尔查干图克(白旗)、乌古审(乌审)查干图克(白纛)、哈日哈坦查干图克(白纛)和哈日图克(黑纛)、别苏惕查干图克(白纛)、哈特根哈日图克(黑纛)、克烈惕哈日图克(黑纛)、格古德昔宝庆苏勒德等。鄂尔多斯各地的部落氏族旗徽,由守护的部落氏族成员世世代代传承、祭典,并形成固定祭典日期、祭典内容、祭典程序以及祭典祭文。部落氏族旗徽的祭典,除本氏族部落人员参加外,周围牧民也前来祭祀。部落氏族苏勒德的祭祀,是成吉思汗祭祀的延伸,形式与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相似。
        在鄂尔多斯除了以部落、氏族名称命名的旗徽之外,还有以人物姓名命名的旗徽,比如景肯(木华黎)苏勒德、噶尔丹哈日苏勒德(黑纛)、忽图格台彻辰洪台吉哈日苏勒德(黑纛)等。景肯苏勒德为成吉思汗的景肯(真正)英雄木华黎的旗帜,因而亦称“木华黎奉祀之神”。景肯苏勒德世代由维古尔斤氏族供奉,因而也称为“维古尔斤的奉祀真神”,原在乌审旗南部伊克其其日嘎那北岗上的景肯敖包(榆林以北30公里)供奉。19世纪末,旗王爷租放土地,景肯敖包所在地被放垦,景肯苏勒德向北移动,最后迁至乌丹柴达木南侧的玛拉嘎呼德,即今乌审旗乌兰陶劳盖镇巴音敖包嘎查巴音呼德,仍由维古尔斤氏族后代负责供奉。木华黎的景肯苏勒德由维古特氏族守护人员每日举行例行祭典外,每年还要举行数次专项祭典。噶儿丹博硕克图去世后,卫拉特人将他的哈日苏勒德秘密送到成吉思汗八白宫所在的鄂尔多斯,并在乌审旗乌审召东北胡同查干淖尔东南苏勒德滩供奉。举行四时祭典外,每逢龙年3月12日举行威猛大祭,之前还要举行四支副苏勒德巡祭活动;胡图格台彻辰洪台吉供奉的哈日苏勒德夏季的祭祀,要拉起练绳,挤马奶,洒祭苍天,并举行摔跤、公马赛等蒙古民族传统竞技活动。
                           三、“黑慕日”祭祀
        黑慕日,意为天马旗,亦称禄马风旗。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都竖立着“黑慕日”,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黑慕日是从成吉思汗苏勒德演变而来,成为每家每户每日祭祀的圣物。黑慕日通常以一杆或两杆组成,杆子顶端是三叉铁矛,形状与成吉思汗查干苏勒德相似,铁矛下边是公马鬃制成的缨子,是成吉思汗苏勒德的象征。两杆中间为印有凌空腾飞的骏马图案的五色小旗所连接,小旗蓝色象征着苍天,红色象征太阳和圣火,白色象征圣洁,黄色象征大地,绿色象征水草。这五种颜色,涵盖了蒙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广泛用于礼仪活动中。
        北元时期,鄂尔多斯蒙古族带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聚集在黄河河套即宝日套亥时,形成了以信仰成吉思汗为主的独特的祭祀习惯。在家门口竖立的“黑慕日”逐渐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殿部落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标志性祭祀圣物。鄂尔多斯蒙古人在一天开始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祀“黑慕日”。清晨,全家人洗漱干净,在“黑慕日”神台上点燃圣火,焚烧香柏和美食佳肴,跪拜在白色毛毡上,诵读《伊金颂》(成吉思汗颂)和《苏勒德颂》。每逢正月初一,清晨在“黑慕日”前点燃祭天圣灯。祭天圣灯的灯芯由三百六十五根用干净的白绵羊毛或棉花缠绕而成的约二尺长的芨芨棍组成,象征平安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将灯芯捆在一起,安上一丈多的柄,浇上酥油点燃,竖立在石座上,并念诵祝词。鄂尔多斯蒙古族把“黑慕日”看作是吉祥、兴旺的象征物,一些重要礼仪活动均在“黑慕日”神台前举行。比如,迎接贵客时,要祭祀“黑慕日”,并念诵祝颂词,向客人敬献奶食或奶酒;在举行婚礼时,娶亲队伍出发前祭祀“黑慕日”,念诵《成吉思汗颂》和《苏勒德颂》,新郎在“黑慕日”神台前背负弓箭,跨上公马,由祝颂人念诵《骏马赞》和《弓箭赞》,祝福一路顺风。
                     第四节 祭祀文化的继承与研究
         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是指在原始意识形态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而形成的一系列祭祀现象,以及与祭祀相关的民俗礼仪。这些祭祀现象和民俗礼仪,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习惯。鄂尔多斯祭祀文化,主要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成吉思汗祭典礼仪以及所延伸的蒙古王朝宫廷礼仪、民俗习惯所组成,其核心是成吉思汗祭典。
                      一、成吉思汗祭典的传承
        鄂尔多斯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祭祀圣物的群体叫“达尔哈特”。达尔哈特的名称来自“达尔汗”一词,意为“担负神圣使命者”之意。从成吉思汗祭灵白宫建立以来,达尔哈特世世代代守护、祭祀和管理成吉思汗祭灵白宫等圣物。达尔哈特是鄂尔多斯部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部迁移漠南时,成吉思汗八白宫随部移动,一部分人直接承担了平时的守护、祭祀、管理、迁移八白宫的具体事宜。这部分人的祖先,曾被大蒙古国准予“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专门看守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后来,由这部分人组成的群体,便是守灵人——达尔哈特。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经清政府允许,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哈特,专门从事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五百户达尔哈特,绝大多数来自鄂尔多斯的各旗,也有一部分来自其他盟旗。他们集中居住在供奉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和哈日苏勒德的大伊金霍洛周围。鄂尔多斯各旗还有旗属达尔哈特或珠玛,负责守护、祭祀本地供奉的成吉思汗八白宫、祭祀宫帐及苏勒德等圣物,一代接一代,世代相传。
        达尔哈特中有主持祭祀的专门人员,这些祭祀主持和执行者叫亚木特德。亚木特德从职能上分为圣主达尔哈特亚木特德和苏勒德达尔哈特亚木特德。两部分达尔哈特,各有八大亚木特德。亚木特德,为元朝以前汗廷和朝廷中的大臣,负责成吉思汗祭典。在忽必烈时期,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时,以大臣的称号命名主持祭祀的官员,专门从事成吉思汗祭祀。达尔哈特亚木特德的职司为家族世袭制,世代延续。
        清朝建立的“达尔哈特艾玛格”(达尔哈特区),与各旗札萨克建制基本相等,直接受盟长和济农的管理。达尔哈特艾玛格下属管理机构是六个艾玛格。19世纪末,六个艾玛格由六个“哈然”(参领区)代替,每个哈然下属三个贺希格。贺希格原为成吉思汗卫队的组织形式,后成为达尔哈特管理体制中的最基本组织形式,也是承担成吉思汗宫帐祭祀和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的民间基本组织形式。贺希格有明确的职业划分。这些民间祭祀组织及管理制度的长期延续,是鄂尔多斯传统祭祀能够世代延续的基本保障。鄂尔多斯各旗均供奉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祭祀圣物,而守护、管理、祭祀这些圣物,都有民间组织机构,并形成严格的传统规矩和管理制度,使各项祭祀代代相传。
       以成吉思汗祭祀为核心的传统祭祀,每年需要的大量费用,主要是由王公贵族和群众捐助解决,其中成吉思汗祭祀的费用,采取了下列办法:一是清政府继续免除五百户达尔哈特的服兵役、交纳税赋的同时,规定每户每年交纳一两银子,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达尔哈特缴纳的银子,可以用牛羊、奶油等祭祀贡品代替;二是各旗札萨克捐助。各旗札萨克作为成吉思汗后裔,从他们封地管辖内征收祭品,解决八白宫所需费用。从各旗征收的祭品,由鄂尔多斯济农统一规定,并摊派到各旗;三是建立八白宫畜群。为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敬献的马、羊等,一时用不了,便放在牧户家的畜群中,逐渐繁殖增多。当需要时,从畜群中用一批,弥补祭祀所需的费用;四是到各地募化。一路到喀尔喀的西部两个盟,返回途中经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两个盟。另一路到内外蒙古各盟,限期三个月。达尔哈特收回各地捐助的财物,全部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达尔哈特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祭祀职责、祭祀费用的保证制度,是成吉思汗祭祀礼仪得以传承的保障。
                     二、传统祭祀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重建成吉思汗陵园,保护成吉思汗八白宫、苏勒德等祭祀圣物,恢复以成吉思汗祭祀为核心的传统祭祀,使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传统进一步得到保护。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重建成吉思汗陵的请示,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专款,兴建成吉思汗陵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将兴建成吉思汗陵园看作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大事情,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自选址,并为陵园奠基。1956年,新建的具有浓郁蒙古民族特点的成吉思汗陵宫,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今伊金霍洛旗甘德尔锡勒上。
       从1954年开始筹建成吉思汗陵园的同时,征集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历史文物和祭祀圣物,集中在大伊金霍洛。1956年5月13日,将成吉思汗灵包和征集的成吉思汗圣物,分别安放在新建陵宫的几个大殿内。集中供奉的圣物包括成吉思汗八白宫、哈日苏勒德(黑纛)、阿拉格苏勒德(花纛)、拖雷及额希哈屯宫帐、上下布日耶(红木号)宫帐,哈萨儿和别里古台的圣物、木华黎景肯苏勒德等。与此同时,建立成吉思汗陵管理机构,将部分守灵人转为国家职工,地方财政保障祭祀经费,使成吉思汗祭祀从组织机构、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祭祀经费等多方面得到保障。2006年,成吉思汗祭典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干苏勒德祭祀、哈日苏勒德祭祀、阿拉格苏勒德祭祀、十三阿塔天神祭祀、敖包祭祀等一批传统祭祀,被列入自治区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吉思汗陵园建立后,各级政府予以投入,先后进行几次大规模修缮扩建。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市投入数亿元,重修成吉思汗陵园,使成吉思汗陵更显雄姿,成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圣地和旅游胜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祀不断得到恢复,成吉思汗四时大祭等一系列祭典得以全面恢复。每逢正月初一和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数万群众从各地聚集成吉思汗陵,参加盛大的一元复始祭典和成吉思汗金殿大祭及奶祭仪式。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传统祭祀圣物及其祭典,逐渐得到保护和恢复。乌审旗境内的查干苏勒德祭祀、萨冈彻辰祭祀、阿塔天神祭祀、翁贡梁祭祀,鄂托克旗境内的拖雷圣火祭祀、别里古台祭祀、乌仁都西祭祀、骆驼圣火祭祀,鄂托克前旗境内的阿拉格苏勒德祭祀、阿拉坦嘎达斯祭祀、神泉祭祀,达拉特旗境内的窝阔台汗祭祀等具有影响的祭祀以及鄂尔多斯各地的诸多敖包祭祀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也推动了与祭祀紧紧相连的鄂尔多斯民间祝赞词的挖掘、传承和保护。鄂尔多斯祭祀活动的恢复,对保护传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三、祭祀文化的研究
        鄂尔多斯传统祭祀能够一代代完整地相传,与鄂尔多斯有着治史传统和形成诸多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研究文稿等有着直接关系。鄂尔多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史大家,编写了不少文史著作。元至明清之际产生的文献著作尤多。蒙古族三大历史巨著中的《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就产生在鄂尔多斯。《蒙古源流》由乌审旗萨冈彻辰于1662年写成。约1634年达拉特旗热希却凌庙喇嘛罗卜藏丹津编著了《蒙古黄金史》。在成吉思汗八白宫珍藏的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经典著作还有《金册》、《黄册》、《红史》、《白史》、《三结子书》、《鄂尔多斯大白史》等。鄂尔多斯济农博硕克图的三子图巴台吉于1662年前编著了《古代蒙古可汗根源之大黄金传》(《黄金传》)。这一时期还产生了《黄金史钢》、《宝贝透明经典》等著作。1757年至1798年间,郡王旗合同庙喇嘛贤人鲁布桑栋日布编著了《智慧之源》和《宝贝念珠》。约1835年,乌审旗协理台吉贡冲札布、八白宫祭祀亚木特德太师毕力贡达赖编著了《大元朝太祖成吉思汗根源家谱之珍珠念珠》(《珍珠念珠》)。19世纪,准格尔旗格德日莫庙活佛耶希巴拉丹编著了《宝贝念珠》。这些文献著作,对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继承祭祀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鄂尔多斯传统祭祀文献中,《金册》具有代表性。《金册》产生于元朝,是成吉思汗八白宫祭祀礼仪、事务之专著。《金册》包括祭文、祝颂、祝福、祭歌以及有关祭祀八白宫的“圣主祭祀律例”、“成吉思汗四时大典礼仪”、“成吉思汗四时大典内务”、“四时大典公役”、“成吉思汗四时大典程序”等很多内容。13世纪的文献《十善福经白史》,记载了蒙古民族祭祀及成吉思汗原始祭祀事宜。
        从清朝以后,蒙古旗、盟札萨克王府有了档案资料。其中有关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祭祀以及鄂尔多斯各旗有关祭祀文献资料占相当比例,成为鄂尔多斯珍贵文化遗产。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的传教士、学者陆续来到鄂尔多斯,发现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并向世界介绍了《金册》及祭祀。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研究机构,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祭祀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鄂尔多斯各级政协均成立文史委员会,较早开展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鄂尔多斯市先后成立古籍整理机构、成吉思汗研究所、成吉思汗研究院、成吉思汗研究学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专门从事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研究,创办《成吉思汗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文化》等学术刊物,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深入研究包括传统祭祀在内的鄂尔多斯文化,取得显著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编著的《成吉思汗祭典》;古籍办整理的《鄂尔多斯祭典赞祝词选》;萨·那日松、查·旺楚克等编辑的档案汇编《成吉思汗八白宫》;萨·那日松编著的《成吉思汗八白宫与鄂尔多斯人》;伊尔德尼博录特、萨·那日松、那楚格校勘的《新校勘“成吉思汗金书”》;杨道尔吉编著的《鄂尔多斯民俗》;杨勇编著的《鄂尔多斯草原文化》;萨·那日松、特木尔巴特尔编著的《鄂尔多斯寺院》;乐·胡尔查巴特尔、敖古奴斯·朝格图编著的《成吉思汗金书》;赛音吉日嘎拉编著的《蒙古族祭祀》;旺楚格编著的《成吉思汗陵》(蒙汉文版);阿尔宾巴雅尔、萨·那日松编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拉格善布仁编著的《萨冈彻辰祭祀》等。在此期间,出版了论文汇集《成吉思汗研究文集》、《成吉思汗研究论文选》(蒙文版)、《成吉思汗文化论集》等。
        通过对鄂尔多斯传统祭祀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根据传统祭祀的内涵、形式,提出了“鄂尔多斯祭祀文化”和“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概念,为传统祭祀拓宽了传承、研究和发展的空间。传统祭祀在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传统祭祀中所体现的天地人和的基本理念,是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动力。在社会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传统祭祀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挑战。鄂尔多斯蒙古族长期得到传统祭祀文化的熏陶,充分认识到对祭祀传统保护的重要性。保护传统祭祀,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祭典”等一批祭祀文化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鄂尔多斯祭祀文化被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轨道。鄂尔多斯各地建立“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之乡”、“苏勒德文化之乡”、“敖包文化之乡”等,开展多种与祭祀传统有直接关系的民间文化活动,同时,建立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查干苏勒德文化旅游区等以祭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推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的参观,鄂尔多斯传统祭祀也显示出了新的魅力。
         作者:楚格,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鄂尔多斯学概论》,奇朝鲁、陈育宁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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