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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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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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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研究大有可为(钟昌斌)  

2016-02-25 23:38:09|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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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学研究大有可为
                          钟昌斌
         人们每当谈及中华文化,常常用“博大精深”来表述。为什么人们给中华文化带上这样亮丽的桂冠?换一句话说,我们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这种论断论述的是国学与地方学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博大”,代表的是地方学,“精深”指的是国学。这说明,地方学研究是一门具有广阔前景的领域。那么,我们研究地方学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这将直接关系到地方学发展方向和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问题。
        一、国学由地方学发展而来,地方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如果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来看,国学应该是指推动我国持续发展的正统学术和主流文化的总称。如果从中华国学的发展史来看,五千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以培养昂扬向上民族精神和全面传承中华文明为宗旨的是源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学主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就是《四书》《五经》,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固定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国学是由以孔子为代表人物的齐鲁地方文化发展而来的。自然,我们研究“地方学”,就是除了儒学以外所有的领域都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随着国学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狭窄,认为“国学”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这些都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这些都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是“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董斌《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也就是说,更多的地方学内容已经上升为国学范畴。
        如果深入分析这些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它们在被视为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之前,先是这些学说的创立者在不同的地方,通过不断的研究总结,逐步构建起来的学说,应该属于地方学的范畴,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学说在国人心目中的影响逐步扩大,把它列入国学的范畴(见地方学在国学构成中的地位示意图)。实际上,国学是由地方学发展演化而来。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一个优良的地方学是叠加起来构建起来的系统学说,而这些优良的地方学,则是这些地方先贤哲人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取得的重大文化成就引领这一地方的人文发展,并构成有显著特点的地域文化集合。近些年来,有人还提出国学是与时俱进的,认为国学的主要内容还应该包括经济学、法制学、科技学等,也就是说经济学、法制学、科技学等和《四书》《五经》等。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黄玉石在“国学五千年”研讨会上提出,“弘扬国学不仅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提高国人的道德修养等,更重要的是,她对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文化安全等,都具有重大的作用。”由此说明,当前社会上对国学概念、国学主要内容、国学的意义还处于一个探索的状态,自然,《地方学》的概念也因国学概念的最终确定才能确定下来。但是,国学首先表现为地方学,国学是地方学不断发展升华而成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国学是地方学的精华,是地方学的结晶。因此,积极开展地方学研究,不仅对这个地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大力开展地方学研究是对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二、地方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型的学科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地方学虽然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甚至它的概念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也正是他这样的现状,决定了这门学科具有的广阔前景。
        我国疆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多元,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共同汇聚成了无比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楚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对早在周代与东邻的吴越文化、西邻的巴蜀文化同一时期形成的楚文化,包括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战国楚竹书,老庄哲学,屈原《离骚》以及美术乐舞等开展的研究。随着楚湘等地一系列文化遗存的发现,使楚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成为中国地方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域。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了对以朱子理学为中心的徽学研究,后来逐渐扩展为对大量徽人著述、府志县志、谱牒档案的徽州典籍研究,从而逐步形成了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徽学。它涵盖徽州地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学术、艺术等,成为一门具有徽州特色、能客观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以北宋周敦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湖南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思想,以及对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等近代的改革派、湘军儒将、维新人物、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的研究为核心,构成了湘学主要内容,等等。国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而鼎盛于20年代。“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80年代又有“寻根”热,90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地方学研究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以地名命名的多种地方学研究事业方兴未艾。21世纪,随着以鄂尔多斯学为代表,一大批地方学应运而生,诸如“温州学”、“南海学”、“关学”、“西安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等,地方学研究呈蓬勃发展势头,涌现出一大批科研带头人,在不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现象表明,地方学是一门具有广阔前景的学科。
        其实,从以上关于地方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某一地方学,其内部往往还有很多需要深入发掘的学术空间。可以说,地方学中还有“新的”地方学,这就是地方学研究的广阔性。季羡林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它还有许多问题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
        三、用革新的思维进一步推进地方学研究,切实担负起地方学研究的社会责任
        有人认为,“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西学东渐诞生国学。按照这个角度讲,西方学说的“西学”和东方文化我国独有的“国学”,也都应该视为“地方学”。因此,我们研究国学,就必须研究地方学,研究地方学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的研究,而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这个思想告诉我们的就是,中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地方学”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一定要与中国这个东方“地方”文化相联系。从某种角度分析,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既是一个如何研究地方学的方法问题,同时也是怎样借鉴西方“地方文化”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这给我们如何研究地方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包海山同志著述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他创造性地将“西学”与“国学”结合研究。这部书稿围绕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从地方学研究入手来探索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联系与区别,提出“地方文化是某个地方历代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总和,而地方学是其中达到学术层次的知识体系的”观点,认为“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本身超越任何学科的界限,因此地方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知识体系。”“是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而哲学、经济学等包含着老子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正是服务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促进科学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指出地方学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方化)的有效途径。地方学要立足当地服务社会现实,跳出当地探索客观规律;而只有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才能更高效地服务社会现实。那么,为了探索规律,应该跳到什么高度?认为“在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努力集成创新”,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了地方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李相合:《读〈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感想》,《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5年5月26日)。这种思考,为促进地方学研究,推动国学发展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当然,我们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地方学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掘地方文化中优良的文化因子,让这些优良的文化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狭隘地为了开展地方学研究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了一个地方的发展的视角上,而是要站在国学的高度研究地方学。其实,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极好的示范。中华文化都以“龙文化”相称,它过多的打上了汉民族的文化印记,然而,如果再仔细分析,以明显带有氐羌民族印迹“羊文化”却在“龙文化”中显示出很大的比重。历史告诉我们,羊是人类最早开始狩猎和驯养的动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从诞生时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羊的基因”几乎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三皇”中的伏羲、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落图腾。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明代甚至将“羊之跪乳”编进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将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范。“羊的基因”对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国汉字中,关于羊与早期文化的生成关系也表现明显。最早可见的文字资料卜辞表明,殷商时期已经“六畜”俱全,而在《甲骨文字典》里,以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畜”为字根的汉字中,羊部字数最多:“羊大为美”、“羊鱼为鲜”、“羊食为养”、“羊言为善”、“羊我为义”……渗透着“羊文化”的很多汉字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咀嚼(《京报网-北京晚报》,《中华文化的“羊基因”》,2015年2月2日)。这一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具有国学高度的地方学,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当的名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的实际价值。因此,我们研究地方学一定要以更高更远的视角开展学术研究,否则,我们研究地方学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甚至可能走入歧途。

        作者:陕西省巴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文2015年发表于《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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