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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日志

 
 
关于我

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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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兼谈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一)  

2017-01-02 16:18:41|  分类: 佛教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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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佛教的思考与应用(一)
                   ——兼谈
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
                                     包海山
             开篇: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
              一般认为,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这三家的鼻祖是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天意安排,他们处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一个时代。按出生前后排序,应该是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而人们习惯于说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把次序颠倒了。
            从表面上看,
在儒释道三家中,儒家关注的是表现形式,讲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更多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它,也因此使孔子儒家排行老大;而释家和道家重视的是内在本质,探寻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所以只有少数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和应用它。但是,从发展的眼观上,道家和释家是“求本”的智慧,儒家是“求末”的常识。而古人云:“求之其本,经旬必得”,“君子得其时则驾”,所以老子和释迦牟尼都能够超然洒脱;“求之其末,劳而无功”,“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所以孔子只能劳心劳肺而且费力不讨好。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将更重视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曾经颠倒了的次序将会纠正过来,还原本来的释儒,而在这过程中需要关键少数发挥重要作用。
             道学与儒家有差别。从老子与孔子的学识、志趣和悟性来看,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谈到老子使说:“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我们相信孔子说的是真话。孔子被称为是圣人,圣人都觉得老子探索宇宙奥秘的智慧是“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那么他的弟子们更是晕头转向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上士研究道德层次的文化、中士研究仁义层次的文化、下士研究礼仪层次的文化。注重表面形式上的繁文缛礼的文化,是下士探讨的礼仪层次的文化,很容易“忠信之薄”、“而愚之始”,而很难看到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不懂入道守德就无所谓仁义礼的哲理。相对来说,道学是探寻天道,注重穿越时空的具有内在灵性的卓越智慧;儒家是讲究礼仪,注重家长里短的能够直观表现的习俗常识
            佛家与儒家也不同。佛家放眼大世界,一视同仁,顺应客观规律,合力普渡众生;儒家只看小圈子,内外有别,根据主观需要,区分高低贵贱。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是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他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中说:“我们很能理解儒家的智慧吸引人的之处,例如尊敬顺从长辈,家丑国耻不外扬等等。这些原则或许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则却成了极端负面的结果,例如控制言论和镇压反对意见。执著于保留颜面和顺从长辈的思想,导致了长久以来的欺骗和谎言,从对待邻居到对待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许多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伪善,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的确,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孔子周游的所谓列国,其实原本就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促进全球一体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有地球原本就是一个自然村的观念和情怀。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儒家违背了生命平等和个体差异性及自然属性的本质特征,就会形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
            道家与佛家很相似。钦哲仁波切“对《道德经》十分推崇”,觉得这部经意义深远,是中国最好的产品之一。认为《道德经》与《金刚经》很类似,深邃、广大、无穷无尽,只要做到“平等、顺其自然,就是真正在修禅定”。对于佛法与佛陀的关系,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实相或佛法,然后是传法的佛陀。这和道学中道法与老子的关系是相同的。我们知道,老子道学也是无神论的哲学系统,老子从来没有神化过自己;而之所以从道学中演化出道教,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内心的迷茫困惑恐惧所造成的。道学与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李耳相似于悉达多,老子相似于释迦摩尼,太上老君相似于佛陀,道教相似于佛教,道法相似于佛法。说到底,我们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老子和释迦摩尼都是人,所以如恩格斯所言,“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二是道法和佛法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要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证悟道学与佛学的内在本质。            
           钦哲”一词的大意,是智慧与慈悲。钦哲仁波切认为:“中国元代的帝王,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不太长的几个朝代,几个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儒家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学和佛教提供的都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道学和佛教卓越智慧”。
           非常奇妙的是,在不太多的几个朝代之一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道学和佛教特别推崇。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而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可见蒙古人对道学和佛教的特别重视。
          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
“仙命”来虔诚地遵从,忽必烈则是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因此道学和佛教对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产生特殊作用的,甚至对整个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从蒙古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作为众多宫殿还是忠诚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或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即成吉思汗以及后人在他的影响力下形成和创造的文化。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我们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三个之最: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三是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可见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成吉思汗
以及蒙古族创造通用货币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恩格斯所言,对资本和劳动“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是“透彻和精辟”的说明。由此即通过货币纽带和资本轴心,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这种内在必然联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有转世之说,道教也有
《老子化胡经》的故事。在学习研究和具体应用佛教文化时,我们来一个“超然的幽默”也未必不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岁月如梭、历史更迭、穿越时空的世代轮回中,成吉思汗把道学作为“仙命”来虔诚地遵从,或许是因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忽必烈把佛教确立为国教,或许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转世。而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或许是因为他是奠定资本基础的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都活了66岁;恩格斯或许是忽必烈的转世,他们活了75和78岁。恩格斯像兄弟般支持马克思,或许是因为他们前世就是一家人,所以提出马克思理论不提恩格斯,提出成吉思汗文化不提忽必烈,谁都认为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在3个不同时代的3组6个人当中,相对来说,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都有严肃认真的特点;而释迦牟尼、忽必烈、恩格斯都有随性活泼的个性。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内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从容不迫,但是烧香、磕头以及天堂、地狱等形式和概念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超然的幽默”;而恩格斯自白“喜欢的箴言:从容不迫”,“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或许因为中国人自己缺少而需要外来的从容不迫以及“超然的幽默”、“捉弄人和被人捉弄”的个性特色,所以古印度释迦牟尼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现代西方马克思理论也正在实现中国化。
           总之,个性、情感、智慧、能量相似的人们,或许有某种优质文化基因可以穿越时空吸引、传递、接纳、重组、创新的特殊通道,这是可能的;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圣人、天才,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都是不受地域界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圣人、天才之间的转世是幻想故事,以佛教的用意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出于慈悲和善意的奇妙编剧;而只有
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才能成为圣人、天才,而且所有圣人、天才都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化身,也由此才能形成“经”书,这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相同之处,即遵循自然法则。在中华文化中,老子道学是本土文化,释迦牟尼佛教和马克思理论是外来而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走出去并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它们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它们既有空灵柔和、润物细无声的内在魅力,又有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精神魄力。它们的有机融合,是当代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四大金刚经”中,我们对三个有了一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忽必烈曾经确立的佛教这个国教,应该补上、补上,阿弥陀佛!2016年10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一行去西藏学习考察,确实有很大收获。应该说,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一种加持和积累福德,使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新时代去“西天取经”取回真经来。当我们把更多的智慧与更深厚的慈悲融合起来时,我们的视野、观念、胸怀、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改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就我们目前学习和探索阶段的认知,对佛教的思考和应用,大概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超越小自我,融入大空间;
                  佛法妙转化,修行又赚钱。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
                  生命延间隔,灵魂得永恒。
                 一、
形式巧设计,实质求真理
           当我们学习佛教时,首先注意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末法时期”。释迦摩尼创立佛教两千五百多年,有过成长期和鼎盛期,为什么现在会进入末法时期?在末法时期,佛教会走向消亡还是会有机会获得新的发展变化?这些是值得我们首先深入思考和用心探讨的问题。
            “佛经上说,在末法时期,即使只用一点点时间听闻或思维佛法,都会有许多的福报”。而我们是深入思考和用心探讨佛法,会有更多的福报也是必然的。 “末法时期”,改变的是探索真理的方式方法,不变的是探索真理本身。钦哲仁波切特别强调,学习佛教时“大家不要混淆真理和了解真理的工具”。真理是一种客观存在,探索真理的工具和途径等有许许多多,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随着这种变化会更便捷地得到许多的福报。
             钦哲仁波切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一书“结论”中认为:“如果有任何东西需要改变应该是仪式和象征,而非真谛本身。佛陀曾说他的规矩和方法应该顺应时空而适切地改变”。他在北京大学讲法时说:对释迦摩尼即悉达多这位印度王子来说,发现真理是他最想追求的目标。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真理,并且了悟到你能接受这个真理,你就不会受苦。为了使佛法易于入门和理解,后人把这个真理分门别类,使得进入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之后令人遗憾的事发生了,这些方法成为所谓的“佛教”——一种宗教。这真的很令人遗憾,因为我们开始被方法所吸引,而非真理本身。
            那么,真理本身是什么?它在哪里?它能干什么?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规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马克思认为:“真理像光一样”,“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恩全集》一卷6页》)。真理寂兮寥兮像光一样普照大地;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也占有老子、释迦牟尼、成吉思汗等古今中外任何人;老子道学、释迦牟尼佛教、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经典,都只是构成自己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都只是在遵循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
           探索真理很难,甚至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探索真理的意识。在利益上以我为中心,在想法上自以为是,从而在无明、自私、我执中背离了真理,在自作聪明中遗忘或者戏弄着人的自然天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偶尔出现探索和讲解真理的圣人、天才,可惜,闻道后“勤而行之”的上士太少,“若存若亡”的士也不多,而“大笑之”的下士太多了。古今中外皆如此。
           面对如此无明状况,圣人、天才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老子很无奈,写完《道德经》以后,心想老子不陪你们玩儿了,骑牛吹笛到西域逍遥去了;释迦牟尼不甘心,变成佛陀逗你玩儿,想用《金刚经》这样“能断金刚的智慧”,来摧毁因陀罗的金刚一样坚固的无明、自私、我执;成吉思汗动怒了,用长生天的量力来武力征服,同时想用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来奠定新的社会秩序;马克思很气愤,用其经典《资本论》来批判私有制,想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然而,几千年过去了,人类社会靠科技力量实现了飞速发展,能飞天,可入海,信息和商品互联互通,但是芸芸众生内心的无明、自私、我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假冒伪劣、贪污腐败、行凶诈骗、恐怖活动、冷战思维以及足以毁灭人类很多次的核武器等等,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危机。
           怎么办?把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组合起来,有效发挥整体作用,这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必须的,毕竟这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最高结晶。所谓邪不压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能确保人类持续、融合、和谐发展。要想道高一丈,有灵性、有智慧的人们就必须挺身而出,拓宽求道之路,整合证悟智慧。达到更高境界,人们就能够意识到,“道”即自然法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永恒的;而“魔”只是人的心魔,是因为无明而产生的,随着更多的人们得到证悟,心魔就会自然而然地弱化、消失。
           钦哲仁波切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中说:证悟的佛陀并不就此隐退,他不顾教导与理解有多困难,反而以无比的慈悲心与一切众生分享他突破的发现。他设计了具有百千万种方法的道路,从简单的敬香、直坐、观呼吸等,一直到复杂的观想、禅定、修建寺庙等方法。修行可能看起来非常宗教化或仪式化,但它的要义是消除我们对恒常的概念,打破思维定势。例如正确的姿势能让你的情绪不被无须有的东西所霸占而令你迷失的变态反映所控制,它给了你一些空间,让你更清醒。我们用“神圣”或“崇高”的字眼来形容,是因为法的智慧能够让我们从恐惧和痛苦中解脱,而这对一般人而言,是神或佛的角色。我们常在寺庙墙上看到地狱形象的壁画,其中有燃烧的肉体和恐怖而冰寒的深渊。人间或许没有天堂地狱,但是人们心中有向往和追求的天堂,也有恐惧和逃避的地狱。你是真心修持佛道大业还是心里打着鬼主意、小算盘,你有可能成大佛还是变小鬼,这些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自己。人们对大千世界的认知常常无明,而对自己习惯性思维和无穷尽欲望十分清楚,甚至到了自私和我执的程度。佛教针对如此现象设计了方法。终究而言,上天堂还是入地狱,不是要佛陀来审判,那些都只是你自己的直觉和预感而已,也只有你明了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佛陀告诉你的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缘。这是佛陀超然的慈悲和幽默,也是非凡的智慧和量力。
           钦哲仁波切认为,佛教与佛教徒是两回事。在佛教中有成千上万的道路可循。走哪一条路,需要看弟子的认知和心态,以及上师所具备的素质和技巧。一个充满了自称是佛教徒的世界,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人甚至不需要自认为是佛教徒,就能具有正见。甚至从未听闻释迦牟尼 名字,也可以与佛法同道。最终,我们连证悟之道路也要抛弃。佛陀曾说,最终,你是你自己的老师,你是你自己的主宰。
           当理解了这些,用心感悟了这些,我们就会感到,佛陀以及佛教,真的令人肃然起敬。当然,在更高境界,我们不要再去想这是谁的学说、教法、文化、理论等,要明白这些都只是“构成自己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都只是认识论层次上形成和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而已;而我们最终所需要的是了解原本简单的实相,需要认识和顺应的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客观存在的的自然法则本身。
           大道至简。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迈向大道至简的有效路径。近日,当我在网上刊载了“开篇”一文之后,何晋文在微信中说:“功笔深厚,佛法道儒比较分析透彻易解”。网友“草原新雨”在草根网的评论很深刻:“现在中国特需要这种各经典学说之间的比较研究。找出高低异同,再归入一个大体系中,形成一颗完整的哲理大树,使各层次的众生都有道可修。做这件事意义极其重大深远。多少年后,写历史的人会怎样写我们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呢?他或许这样写:在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种大融合,是宗教、哲学、科学、民俗的融合,是古今中外的融合,是唯物和唯心的贯通,总之,一个总的趋势是走向一种大统一”。
           这是互联网的便利,我们可以随时互动交流。顺应文化大融合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注重六个方面:一是文化本身的大融合,二是创新和应用文化者的联合。文化是是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人性化、意识化、信息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相对来说,自然界的空间和能量是巨大的,而由此产生出来的人类的感觉和意识、人类所能创造的文化以及整个“人化了的自然界”是有限的。在自然界中,总有一个巨系统包含了所有系统;于此相对应,在自然界人性化和意识化的文化中,也总有一种文化可以包涵所有的文化。这是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总量的不断扩大与广泛传播,随着海量信息的迅速传递与自由共享,未来或许很难再出现特别突出的个体圣人或天才,而是具有非凡灵性和卓越智慧的人们自愿形成精英团队,引领和推动人类文化整体前行。这个精英团队可能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之间或许不认识,或许根本就不需要认识,但是他们都非常清楚所遵循的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这也正是人们可以穿越时空,凝聚智慧,形成合力,共同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的最直接、最普遍、最深刻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人间是剧场,婚姻乃大戏
              算是一种因缘吧,我们西藏之行,当地陪同调研的“菩提道静”给推荐了部分藏传佛教书籍,其中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人间是剧场》、《正见:佛陀的证悟》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享誉世界”、“最具创造力”、“兼上师和导演于一身”,作者简介中的这些关键词使我有些好奇,感觉自己能够看进去,能够理解,会有收获。“菩提道静”当时就说过:“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果然 ,我看进去了,理解了,的确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在西藏的那些日子里,很多自然景色、人文环境都使我很感兴趣,但是思考最多的还是佛教文化。在西藏,我们还是有些高原反应的,而且行程安排的也很紧,有些疲倦,但我还是很想看书,每天看到深夜。如果这次西藏之行没有看过《人间是剧场》,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而事实上感到非常庆幸的是,经“菩提道静”的推荐,读了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诙谐幽默、充满智慧的著作,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多年“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基础,我对佛教有了全新的深刻的认识。现在能够提出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概念,如网友所言“做这件事意义极其重大深远”,我确信这一点。
      著名演员李连杰在《正见:佛陀的证悟》推荐序中说:“当我放下工作,投入修持,以为不再演戏,其实只是换了个角色,身在另一场戏中”。的确,当整个人间是一个巨大的剧场时,无论编导、演员、跑龙套、摄像、剧务还是观众,都是在演戏,甚至从来不看戏、以为自己与戏没有任何关系,那本身就是一出戏。在人间剧场,人们似乎更关注宗教戏、官场戏、战争戏、婚姻戏,我们可以粗略地看看几个画面。
            1、宗教戏
            对于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恩格斯说: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在商品社会,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已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现代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已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已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马恩全集》二十卷342页)
            通俗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金钱和资本,只要不能避免危机、损失、负债、破产以及失业、贫困,那么宗教就会存在,因为宗教反映的事实基础还存在人们膜拜金钱与膜拜宗教一样,都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现在就像不讨论要不要金钱一样,也不讨论要不要宗教的问题,而只是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宗教在“抽象的人的反映”中更具有人性化,使其具有更多的科学内涵。钦哲仁波切说,佛教方法基本上就是个骗局,我们所热爱的修行道具其实是假的。一个宗教可能指着其他宗教说:“那个宗教是假的。”但除了佛教,没有别的宗教会宣称自己是假的。佛教是一个经过复杂和精细设计的顾忌。出于慈悲以及善巧方便,佛陀和老师们就必须应付我们的期待。因此,你在佛教里会看到一些似乎有神论的祈祷。佛教徒谈论金身的佛,因为人们喜欢金子。所以说这些佛教的象征都是设计出来的,是为了吸引你、引导你走向真理。佛陀出于慈悲,他别无选择。真理无色、无形,可是我们要用某种方式让人们对这个真理有兴趣,这很重要。如果你爱某个人,真的希望他快乐,真的希望带给他快乐的因,你就会做任何事情来引导他走向真理,走向快乐的因。
             这正是佛教的幽默、可爱、慈悲以及卓越智慧。佛教是什么佛教能够给予人们什么,这是一回事;怎样感知佛教,人们想从佛教中得到什么这又是一回事。唐代文豪韩愈《题木居士》诗云:“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当代诗人汪支平在《拜佛》中把拜佛者的心态和欲望透视的也很到位:“诚惶诚恐叩圣尊,既为消灾又求神,求赐平安不犯事,钞票权力日日增”。其实,无论是偶然开个玩笑,把自身难保的烂木头题作木居士,还是精心设计建造富丽堂皇的灵塔寺院,其本质是相同的。高手“偶然题作”就是逗你玩,多一些开涮和嘲弄,佛陀“精心设计”是真心希望你能得到证悟,多一些慈悲与幽默来引起你的注意,但是这些形式都是在演戏,作为形式上的灵塔寺院、墙壁上画的天堂地狱都是道具;而历代无穷求福人,则是在更大的剧场诚惶诚恐地按照别人的设局在表演,甚至在为自己进门应该先迈哪一条腿而犹豫不决、感到忐忑不安,特别是当代人为了求赐平安不犯事、钞票权力日日增去求神拜佛,那就更多了几分荒唐与滑稽。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藏传佛教调研组新时代“西天取经”之行,目的非常明确:我们不是去拜佛,而是去取经,是取真经。拜佛的人取不到真经,有能力取到真经的人无须拜佛,这是我真切的感悟与体会。
           这次西藏之行看了《人间是剧场》之后,我清醒地意识到宗教也是戏,而所看的第一场戏则是我们西藏之行的同事们。到了寺庙,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出于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尊重,磕头布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自己要知道这是在演戏。走在寺庙,特别是在上不太宽的楼梯时,看到人们表情凝重,匆匆忙忙上去拜佛,嘴里还喃喃有词地祈求着什么,其中也有我的同事。我真的觉得这是在看戏,而且有种怜悯和同情之感油然而生。我真的想过,同事们拜佛还不如拜我,因为佛陀菩萨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还认你是谁?拜佛的人应该想清楚两点:一是佛陀菩萨有能力满足你的祈求吗?二是就算有能力,但是会满足你出于私心的祈求吗?你在祈求什么,只有你自己才最清楚。只有为了私利,内心空虚,才会祈求,而如果为了普渡众生,充满自信,那就无须祈求什么。宗教也是一面镜子,可以把人的骨子里、血液中以及灵魂深处的东西透视和反射出来,只是无明者看不到,而明智者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网上有人提问,老子与释迦牟尼谁厉害?我们提出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之说,那么老子、释迦牟尼、成吉思汗、马克思谁厉害?我们的回答是:一方面他们都很厉害,另一方面他们谁都不厉害;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两个问题。与长生天比起来,成吉思汗只是“蝼蚁之命”;与真理相对而言,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而且占有老子和释迦牟尼等古今中外所有人。域中有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在域中四大里,不仅是个体生命,就是整个人类加起来也是最小的,最终与天地一样都要道法自然。那么谁最大?自然法则最大,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是永恒的;而“四大金刚经”只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认识论层次上,“四大金刚经”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各有特点,他们都很厉害,而通过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把它们融为一体,那就更厉害,这才是鄂尔多斯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
          在佛教里,佛这个字,是指一种功德,它具备两个方面,即“觉醒者”和“成就者”;换言之,是指净化一切染污并证得全知者。也正因为如此,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为佛,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佛,还要看天资和人性,即先天遗传基因和自身修行福德。对于鄂尔多斯学研究来说,我们把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构建和应用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因此成为大佛的几率很高。因此我应该告诉同事们,你拜别的佛就不如拜我。拜别的佛,你可能会找不着北,而你要拜我,我会努力用“四大金刚经”的信息和能量给你“加持”、“引介”、“灌顶”。当然,你有虔诚才行,否则我也和别的佛一样,照样拿你开涮,逗你玩儿,但是慈悲、智慧和能量还是会有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醒,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能量,你千万不能把自己与佛来相提并论。恩格斯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国的方式规定和衡量的,谁要超出这个狭窄的框子,谁就要倒霉,谁要反对某种陈旧的极受人尊重的偏见,谁就会加倍地倒霉,假如这种偏见是宗教偏见,那他就会倒霉透顶。”(《马恩全集》一卷627页)你敢坦然面对这一切吗?你有勇气、智慧和能量打破这种规定和格局吗?
           有人在《宇宙的终极密码:从老子、释迦牟尼到爱因斯坦》中认为关于“物质能量信息”,揭示了宇宙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当你和人谈话很投机产生共鸣时或课堂上老师的谈话很吸引你而你猛点头时,你的脑波可能正在共振;有时与人相处彼此虽无言语却灵犀相通,也是共振的现象。我们常听人用“能量”来形容人、物或地理环境“此人很有能量”或“这地方能量很强,风水不错”。所谓的“疗愈”,其实就是透过“共振”来转换人的电磁场中低频能量状态这表示我们是可以经由一些方法来调高我们自己的能量。例如,在认知上,可以将负面的批判转换成正面的欣赏将悲观的看法转为乐观的态度;在灵性上,可以将人的意识从原本只认同有形的肉体提高到也能感觉无形灵体的状态,从而唤醒我们的灵性意识,重新和自性本体联结最后达到和宇宙合为一体的状态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大卫·霍金斯(Dr. David R.Hawkins)的“能量级别论”研究告诉我们,善的能量级别高恶的能量级别就低羞愧耻辱、罪恶谴责、冷漠绝望等等一直到宁静喜悦、安详平和、开悟正觉,人的能量会越来越高
            所谓人杰地灵是有能量客观存在,对此人们会有直觉和感应。我们愿意与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愿意看具有正能量的书,就是因为正能量可以彼此传导、产生共振,从而增强我们的生命活力。人的自身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自然,都是由物质、信息和能量构成的。人的躯体是物质结构,思维是信息结构,而运动是能量的转化和体现。物质躯体和思维信息可以吸收、汇集、承载、生成、遗传生命能量。信息与物质具有可分离性。一个人创造的科学文化能够以信息形态离开母体,穿越时空,在历代人类共有的社会“公共大脑”里得到传承与发展,即科学文化的发展“同前一代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而“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因为这种以信息形态按几何级数发展的科学文化,其中蕴含、传承和转化着具有生命活力的能量。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就意味着死”的只是他的物质躯体,而“比一切活的机体活得更久”的是他的思维信息以及他的思维信息所蕴含、传承和转化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能量。
           臧克家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因为有的人躯体还活着,但是没有形成对社会有用的思维信息和生命能量,所以那只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而有的人物质躯体消亡了,但是他的思维信息和生命能量依然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正是这种穿越时空、世代相连的信息和能量客观存在,所以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这里的知天下、见天道以及而知、而明、而成,就是对信息和能量的应用。
           总之,在佛教戏里,我们不能心虚胆怯地去膜拜,也不要自作聪明地去嘲笑,而是用心感悟慈悲和智慧。佛教博大精深,在本质上是探寻真理的,其中有能够激活和增强我们生命活力的信息和能量。
            2、官场戏
            官场戏中的主角是官员。对官员的演技以及与百姓的关系,老子分为四个不同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由此可见,达到最高境界的官员或者称天才、领袖、引路人,是太上,老百姓不知道也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官职,而注重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有“信”。他悠然自得,不去发号施令,只是探索、发现、认识和应用在无形中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而当功成事遂时,老百姓都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有什么可畏之、侮之或者歌功颂德的呢?对此原理,恩格斯也说:“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马恩全集》一卷653页)。天才有“信”,群众才会相信他的思想正确。
           “太上”和其次亲而誉之”的是一流和二流即上流官员,再其次畏之”和再再其次侮之”的是三流和四流即下流官员。上流官员懂得“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他们靠遵循自然法则即“执大象”,使大众民心“天下往”来同创共享社会事业及其发展成果。这是上流官员的情怀和智慧,也是自信和勇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两种勇敢:卓越的勇敢和智慧贫乏的勇敢,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这种意识中汲取量力”(《马恩全集》六卷359页)。具有卓越勇敢的上流官员,顺其自然地上演无须编排的大戏;而从自己的官职以及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中汲取量力的智慧贫乏的下流官员,则是处心积虑地想掩饰和包装自己,却处处露出马脚,扮演着小丑式的滑稽闹剧。
           在人们地位不平等的集权制社会,有些人可以通过买官卖官、投机钻营等手段,成为令人畏之、侮之、恨之的下流官员。汪支平诗云自古权钱相互交,耍权取钱古有道。名利世风今又下,金钱顶上戴官帽。权钱交换,苦了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如《塞鸿秋·科员》大学毕业考机关,初来不知提拔难。以为进步只等闲,一片忠心可对天。而今令汗颜,方知提拔难,无靠无钱羞人前”。钱权交换和暗箱操作,不仅伤害个人前程,也会败坏社会风气。如《为机关秘书画像》阿谀奉承变经常,一朝得势便猖狂。牛变狗面狗变脸,狗仗人势人仗王。笑谈瞬间名与利,评论当今官和商。多少秀才红尘变,灯火阑珊又谁忙?钱权交换,不使人变态才怪。
           下流官员在表面上老爷装公仆、实质上公仆抢座次,那更是荒唐可笑。汪支平《座次难排》云明日开会几多人,今天熬夜座次分。头衔是价如天大,座次关权似海深。尊卑先后皆有数,乌纱高下岂无因。还有老板老干部,排座难死‘智多星’”。在老百姓看来,人们原本就无须区分尊卑高下。主席台是官僚主义和集权制的最集中的体现。老百姓并不关心怎样排座,而是希望拆除需要排座的主席台,触动和铲除官僚主义和集权制的根基。我曾写过《主席台》张三李四王麻子,公仆大小何需排?回归自然入道后,生机昂然百花开”。其实官员与百姓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官员与百姓地位属于不同系列,而只有官与官之间才会明争暗斗抢座次。在某种意义上,什么人最善投机、最恋权?就是无能之辈。因为他只有当了官才像个人物,而失去了官位就什么都不是了。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小官有小官的盘算,大官有大官的想法;小官或许还是上流官员,大官或许就是下流官员。恩格斯说:“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马恩全集》三十八卷161页)。相对来说,小官的官僚危害范围小,大官的官僚、特别是下流大官的官僚,就会造成大范围的危害。例如台湾地区的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之类,算得上是下流大官僚,他们企图搞台独,那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全球一体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趋势下,逆潮流而动,企图搞“一边一国”,嘴上喊着台湾民众的利益,其实只是想满足个人的野心。马克思早就指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恩全集》一卷302页)。马克思早就知道单个官僚的目的和手段,现在单个的官僚还想骗谁呢?你傻呀?
           真经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科学文化所揭示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政治的原则是意志,因此官僚必然会玩弄政治。马克思说:“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性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马恩全集》一卷480页);“政治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马恩全集》一卷480页)。“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的确是非常荒唐。
            要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官场决斗,那还是美国总统选举。它能够影响世界格局,给美国民众带来希望和期待,也会造成恐惧和焦虑,甚至美国的跟班小兄弟们也焦虑不安、惊慌失措。钦哲仁波切认为,恐惧和焦虑是人类心智中主要的心理状态。当你能够觉察不确定性,当你确信这些相关联的成分不可能保持恒常与不变时,就能生起无畏之心。知道下个转弯处就有某件事等着你,接受从此起有无限的可能性存在,你将学会运用遍在的觉性和预见的能力,如同英明的将军一般,胸有成竹,毫不惊慌。他在2006年出版的《正见:佛陀的证悟》中就说:“最没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可能会赢得选举,并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足”。
            这种觉性和预见的能力令人佩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令人眼花缭乱,口水战、人身攻击、社会撕裂等,最终的一点就是人们期待改变社会现状,而社会现状也必然会改变。连小股长都没有当过的人,却可以当选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总统,这的确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也改变着官场上的游戏规则。
           恩格斯说:“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恩选集》四卷247页)。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就是努力从多角度、全方位来发现、认识和把握支配历史发展的内部隐蔽一般规律。例如美国总统选举,无论谁当选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只是明智的人少走一些弯路,老百姓“亲而誉之”;无明的人多出一些丑态,老百姓“畏之”、“侮之”,如此而已。
            对于官场的职能设置和游戏规则来说,最彻底的改变,将是从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社会公共秩序的设计和管理,“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正真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恩格斯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恩选集》三卷631页)。通过官职实行对人的统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使多余的事情变成人们争抢的东西从而使官员本身也在红尘滚滚的官场中异化变态变得虚伪巧滑冠冕堂皇而对人的统治一旦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那就会使官民不再有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而只是能力责任和兴趣有别。那时官民会在同一片蓝天下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
             3、战争戏
            在人间大剧场里,最惨烈、血腥、悲壮的就是战争戏。说到底,战争是一方或双方、多方的无明、自私、我执的产物;在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社会不会发生战争。在中华文化“四大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不要战争,老子认为不得已可为之,成吉思汗曾经横扫欧亚大陆,马克思有关于阶级斗争之说,他们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促进世界的统一与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争多是国家之间发生的,因此对什么是国家以及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规律有所认知,这很有必要。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恩选集》四卷170~174页)他说: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恩选集》三卷631页)
           当我们从宏观上以历史视野理解了这种必然规律之后,就会明白无论是内战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怎么回事。台湾原住民卜衮先生在《界》中诗曰:“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人的无明、自私、我执主要表现为自封划界,以其小小的心把被天制造的完整的地球自然村,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从而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因此,战争一般都是围绕着划界与破界而发生。在中国古代,万里长城就是不同利益、不同文化割裂和冲撞的一条界限,所以在长城脚下战场和冤魂最多。陈陶《续古》中诗云:“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萨都剌《过居庸关》中诗云:“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山泣山鬼”。曹邺 《筑城三首》中诗云筑人非筑城,围秦岂围我。不知城上土,化作宫中火”。陈羽《梁城老人怨》:“朝为耕种人,暮作刀枪鬼。相看父子血,共染城壕水”。
            在战争中苦难最深重的是士兵和老百姓。我们再看几首古代诗歌所描绘的画面。卢纶《逢病军人》: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陆龟蒙《孤烛怨》:前回边使至,闻道交河战。坐想鼓鼙声,寸心攒百箭”。沈彬《吊边人》:杀声沉后野风悲,汉月高时望不归。 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犹自寄寒衣”。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然也有获益者,但是他们的利益是用士兵的性命换来的。曹松《已亥岁》: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刘商《行营即事》:万姓厌干戈,三边尚未和。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陈陶《续古》:战地三尺骨,将军一身贵。自古若吊冤,落花少于泪”。张蠙《吊万人冢》:兵罢淮边客路通,乱鸦来去噪寒空。 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
       因为心虚胆怯而围城自封,并且“不知城上土,化作宫中火”,结果导致战事连连,这些都是因为“秦家无庙略”。如果有庙略、懂佛教,那就会避免许多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之后,听老子言,也不会“尽为将军觅战功”。老子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如果岳飞听老子之言,懂得“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那他就不会诳语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果我们为此画一幅漫画:呲牙咧嘴,头发炸起,满脸双手都是血,那不只是吃相难看,而是一种心理变态。“白首为功名”是岳飞一生的追求,所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着急呀,就怕没有功名“空悲切”。如果说这是有了功名的“夫乐杀人者”,那么还有环顾四面八方、一片荒野,为无人可杀、无法立功而懊恼者,那更是人性的扭曲。例如陆游《金错刀行》中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诗句,又展现了一副特别形象的画面,可以说把那种为功名与要杀人使他人格分裂的状态描绘的惟妙惟肖。
     不分你我,只看对错,那是一种胸怀、智慧和境界。佛教就是要消除“我执”,而客观看待事物本身。在蒙元时期,中国人也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大炮也炸开天朝帝国的大门。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一切。马克思说: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恩选集》一卷691~692页)他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马恩全集》九卷148页)
   要不是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英国的大炮怎么敢炮轰我们的土地?我们应该看到,小农意识注重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围城自封。长城留下了内战不断、自相残杀、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因此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在充满开放意识的人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早已结束,胆小怕事围城自封的狭隘心理早该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融入一个社会大家庭,造成城壁将人们包围的长城即心界,就变成了人们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的一种障碍,因此现在我们自信的中国人,应该不仅“不给长城添新砖”,还要坚决勇敢地拆除心灵里的“旧有的古砖”。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奴性的心态,去塑造围城自封、自我树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心理模式,而是用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豪迈气慨,去营造自由民主、和平友好以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氛围。因此,我们愿化干戈为玉帛,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我们应该所特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只有敢于拆除因为心虚胆怯才需要固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的围城即心界,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坦荡宽阔的胸怀,举起圣洁的哈达走向世界的时候,那才真正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体现出中华民族腾飞的雄伟风采!
           今天,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不仅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而且走出国门,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国际社会。我们要消除心界,开阔眼界,超越国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为此要把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四大金刚经”融为一体,这是我们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发挥他们的正能量,那就无论怒吼一声,威震四方、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还是清风细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最终都会顺应人类与天地共同道法自然的必然趋势。
             4、婚姻戏
            当我拿到《人间是剧场》一书时,马上联想到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郑少如会长在《戏》一文中的一句话:“人生如戏,最重的一幕是婚姻”。如果说宗教戏、官场戏、战争戏是一部分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上演的戏,那么婚姻戏则是与每个人直接相关的戏,或者说现代人就是婚姻戏的产儿,并以婚姻戏的形式在传宗接代。
            钦哲仁波切认为:所有和合而成的现象一直都是无常的,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佛陀教法中最基础的部分。看清世间生活的徒然无益,会使你渴望证悟与解脱,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心中有数。佛陀清楚地可见,家庭、爱和团圆的想法,以及宫廷生活的一切迷人现象,很容易让人们深陷其中。他开始了悟所有现象的虚幻本质。他以此了悟,回顾了过去的宫廷生活、宴会及孔雀园、他的朋友与家人。他了解到所谓的家庭恰如客栈或旅馆,不同的旅客进驻,有了短暂的联系。最终,这些聚集的人们在死亡来临或更早时就会各散东西。佛陀远离他的宫殿、皇后、儿子、父母,到外面去寻求觉悟。可以说佛陀是在试着减少他的野心,至少是在试着了解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想要达成什么;但同时,他也在试着了解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其实徒劳无益的。所以他想办法放下,想要获得放下的量力。放下的量力相当重要。
             我们先来读几首我国历史上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的词,能够感知所有和合而成的现象都是无常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我们可以把释迦牟尼与李煜做一个对比:来世时,身份和地位相似,都有自己的家园山河,都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在世时,修行和事业不同,一个修建寺庙追求真理,一个“仓皇辞庙”流于形式;离世时,人生归宿各异,一个成为佛陀,一个“归为臣虏”。总的来说,佛陀证悟了所有繁华现象的虚幻本质,获得了放下的量力;李煜执着于宫廷生活的一切迷人现象,只能留下一生的悲苦遗恨
             婚姻和男女关系都是多变的。钦哲仁波切认为:男女关系是最多变,也是最能说明和合现象与无常的例子。当你和某人在一起,你的自我和他的自我总是要相互蹂躏。在求偶期间,双方都各自表现出傲慢,不断地评估对方是否配得上自己,或者自己是否配得上对方。豪门贵族为了一般不知是否会长久的婚姻,在为时一天的婚礼中挥霍;而在同一天,同村的人正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当我们拥有伴侣关系时,就必须接受它是喜忧参半地出现。如果你信任的人告诉你,多年来你厌恶的妻子是财神婆的化身,你从此以后看她的方式都会改变。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还有年轻女孩把脚绑成三寸金莲,人们把这种虐待视为美丽,甚至还有些男人闻到缠脚布的味道会产生情欲的快感(姜戎在《狼图腾》中也认为,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而现在有些女性还得再经历另一种痛苦,她们要拉长小腿,以便看起来像时尚杂志上的模特。佛教徒最关注的就是智慧即客观存在的道,而人的道德和伦理是其次的(这与老子道、德、仁、义、礼的排序相同),偶尔抽一两口烟或有一点点风流韵事,不表示你就不能成为佛教徒。没有天长地久的幻想,反而有意想不到的解脱:我们的关怀与爱心变得没有附带条件,而欢乐常在当下。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是私人发财欲和彼此占有欲,因此使青年男女曾经拥有的人性化的纯真烂漫和美好情感,最终有可能被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贪婪和自我异化而受伤害。在婚姻中的彼此占有欲,通过各种形式的剧实现了相互捆绑,而忽视了人性的爱的本质。如郑少如在《戏》一文中所言:只那序幕就够轰轰烈的了,寻找,碰撞,死去活来,痴笨呆傻,疯狂火爆。这一切,就是为了捆绑在一起。捆绑,还要有一种婚礼形式,这形式有些滑稽,一出闹剧。一鞠躬、二鞠躬······这戏是演给别人看的,无非是自己底虚,告诉大家这捆是合的。吃呀,喝呀,大有堵人嘴之嫌。好让大家承认这个事实。你来演出,他来看表演,大家都这么演,一出一出,天天在重复,代代在重复,大家都不在意了,却恰恰忽略了它的本质
       对于婚姻戏,我们不仅只是在婚姻范围内看婚姻表现形式上的红火热闹,也要在更大的社会空间研究探讨婚姻家庭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恩选集》四卷2页)
            在生存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商品社会,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两种生产中,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具有资本属性,从而使生产劳动处于商品地位并受资本支配和奴役;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得以完成的婚姻家庭,它是社会最小的经济核算单位,也具有资本属性。可见,劳动和家庭的发展阶段的两个制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共同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是在两个方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因此,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内看到这两个制约的内在本质,我们才能看清婚姻戏的内幕及其本质意义。对于婚姻家庭以及人的自身生产的发展来说,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三个要点。
            一是现代婚姻家庭的基础是资本。现代“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说:“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马恩选集》一卷289页)恩格斯说:“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至多只是在浪漫的故事中才会存在”(《马恩选集》四卷69~77页)
           的确,在现代社会结婚时要多少彩礼等买卖婚姻的外在形式正在消失但是更注重社会权力、经济来源、财产继承等买卖婚姻的内在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着这倒也是,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处于商品地位时人的大脑和整个身躯都受资本支配,学习、工作、交际等一切活动都隐含着买卖关系婚姻和两性关系又怎么可能除外呢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但是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社会,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是一商品时,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劳动的异化中,哲学家出卖头脑 和妓女出卖躯体一样,都是在出卖着自己的内在本质。随着资本关系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恩格斯说:“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马恩全集》三十六卷340页)。“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恩选集》四卷80页)。
            二是现存的婚姻总会不再成为婚姻。人是主体,婚姻是形式;只要满足了主体的内在需要,那么通过怎样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人们常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当婚姻不再符合人的自然天性、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婚姻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于是“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马克思指出:“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国家中的实际的婚姻也是可以离异的。任何实际存在的伦理关系都不符合自己的本质,或 者至少可以说,并不必符合自己的本质。在自然界中,当任何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地就会到来;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是否 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同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马恩全集》一卷275页)。
            前提条件的改变,即发展生产力、消除资本关系、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全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和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此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马恩选集》四卷74页)。可见,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教育孩子、赡养老人以及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这些都是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婚姻形式就会自然消失,但爱情和两性关系依然存在,而且还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得以自然表达。
            三是性爱与人的自身生产具有可分离性。对未来社会两性关系实践和舆论,恩格斯说: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 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他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马恩选集》四卷81页)。他特别强调,未来社会“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马恩选集》一卷244页)。
       由于两性关系和人的自身生产具有可分离性,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未来社会,当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并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即个性化自由行为之后,人自身的生产将会变得更具有自觉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生命科学和生命文化因超越私心杂念而得到迅速全面健康发展,所有出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纳入非常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遵循自然规律的文明和谐。
       我们认为,人自身生产的基础是性欲和对生命的热爱。对其内在关系,西方学者马尔库赛认为,性欲是特定范围的局部冲动,爱欲是整个生命体的冲动,爱欲是性欲在量上的扩大和质上的提高。具体来看,在对象上,爱欲超越了性对象或异性客体的范围,即从肉体转向精神,从性感转向美感;在功能上,爱欲将性快感扩大到整个生命有机体,使性欲从异性的肉体结合扩展 到一切情感领域;在目标上,爱欲向往的不只是性结合的自由,而是生命的自由。作为一种生物性的规律,爱欲真正体现了人身上的最原始的生命冲动,即对自由和爱的渴望。他认为,当我们将“爱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时候,就会找出人类异化的根源,找出现代社会的病症和危害,最终看到人类解放的前景。为了论证人类从压抑性文明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他把文明社会对爱欲冲动的压抑划分为“基本压抑”和“多余压抑”两种。“多余压抑”是在维护和加强统治秩序前提下,对人的生命本能实施的不合理压抑。这种压抑表现为等级制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划分,父权制的家庭组织形式,对个人私生活的有效控制等。对未来社会,马尔库塞做了满怀激情的描述:性欲升华为爱欲,性本能提高为生命本能;生命本能的自然表达,带来了生命的自由自在。当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生命之后,我们整个生命也就快乐化了,劳动不再异化,现在苦役性的劳动变成将来愉快的游戏活动,是生命潜能的发挥和展示。爱欲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压抑的解除,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和睦化和自由化方面。人与人之间不再紧张和对立,人与社会之间不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一种互亲相爱的关系中,人的爱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导论》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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