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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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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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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土地沙化和历代退耕还林还草的回顾与反思(陈懋才)  

2016-11-14 19:02:52|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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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土地沙化和历代
退耕还林还草的回顾与反思
当今世界,土地沙化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鄂尔多斯土地沙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 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个阶段发育的沙化土地占 86%,其中已失去生产能力的强度沙化土地就占 32%。 造成鄂尔多斯地区(以下简称本区)土地沙化的原因,有地表沙质松散的内因,也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外因。就外因而言,本区历史上曾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中原农业民族占领后,开垦土地,从事农业;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后,恢复草木,发展畜牧业和狩猎业。每次人们经济活动的变革,涉及到人口的增与减,也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良性、恶性循环。本文着重讨论本区历史上几次退耕还林还草和几次土地沙化,为当今中西部大开发的生态建设提供只砖片瓦。 本区农业开垦始于秦代,盛于汉代。在秦汉之前的史料中,并没有农垦的记载,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均为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远在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蜚声中外的“河套人”,就是生活在本区南部的萨拉乌苏河畔。人类生产力越是低下时期,越要依赖大自然的恩赐,那时的萨拉乌苏,有着繁茂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气候温暖而湿润。从这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看,人类活动已遍及本区的各个角落,这为本区有水源,并适宜人类生存提供了佐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经历了匈奴族,直到秦汉前,本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牧地和狩猎民族的场所。秦汉之后,这里的自然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秦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年间,农业的开发经历了秦汉、唐和清末三次大的开垦,但更大的农业开垦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中。 从史料记载看,本区第一次农业开发是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 211年)开始。首先是中原 3万户迁往河套(包括今后套)、准格尔旗开垦荒地,汉武帝时元朔三年募民徙朔方 10万口,元狩三年又有山东饥民 70多万迁到朔方以南的河套地区。到公元 2年的西汉晚期,本区人口达 42万之多,加上匈奴本部,区内人口在 55万上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人口再没有达到这个数目。辩证地看,这一开垦有利于巩固边防、安定局势;也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交流,这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然而,本区是个土地肥力差、降水稀少,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地区。开垦后两、三年便撂荒弃耕,裸露的沙质地表在风的作用下形成“风沙流”,土地沙化。东汉时这里便有最早的流沙活动的记载。 秦汉开垦后,又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有所恢复,但由于农业开发所破坏的生态环境后果也十分严重。境内北部的库布其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已出现了雏形。在北魏时前者出现了“块块积沙”,后者也出现了“赤沙阜”、
“沙溪”和“沙陵”。 本区出现的第一次退耕还林还草。西汉末年的汉与匈奴战争和王莽之乱,导致人口大量内徙流散,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 47年),河套以北“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农业生产遭到空前破坏,人口锐减。与西汉相比,人口减少了 90%。之后,乌恒、鲜卑和北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移入,改变了人口结构,使本区大部地区变成牧场,草木恢复生长。正因如此,在北魏时这里划为“河西牧苑”,养马 200万匹,骆驼 100万头,牛羊无数。在敕勒族等游牧民族的经营下,牲畜剧增,出现了“马及牛羊逐至于贱、毡皮委积”的局面。公元 413年,大夏国王赫连勃勃选择都址时,这里已是湖泊河流,繁草秀木,“临广泽而带清流”。建立统万城时,用的就是就地取材的林木。 本区第二次农业开发是在唐代中期之后,开发的目的,一方面是抵御北方突厥等游牧民族入侵;另一方面是由于重视农耕。因而凡是能灌溉和土质较好的地区,大都进行军垦和民垦。到 9世纪初,从托县到包头西 600余里,列栅 20个,垦田 3800多顷,年收粟 20万石,这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些利益,在这样大规模的开垦已大大超过了大自然的允许限度,使得本区环境质量逐渐下降,库布其沙漠从5世纪的“块块积沙”,已发育成“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毛乌素在长庆二年(公元 822年)已是“夏州大风,风沙为堆,高及城垛”,“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宋淳化五年,毁夏州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沙漠的迅速扩展。 第二次退耕还林还草是在 13世纪的元代。安西王忙哥剌占领本区后把它作为领地,在南部安置 4000多户牧民从事畜牧业。元朝将这里列入全国官办 14个牧场之一,以牧马为主。洪武三年(公元 1370年),明朝汤和率军与元军大战查汗淖尔,获马、牛、羊十余万。可见草原植被恢复的程度。 明朝初年,蒙古人迁出河套,明朝也对本区守卫松弛。“六七十里无人烟”、“沿边诸处、地多荒芜”,这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从13到15两个世纪,一方面是退耕还林还草和人口稀少,植被有所恢复,沙漠也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毛乌素沙漠仍在发展。正统元年(公元 1436年)记载“大风扬沙,瞬息寻涨”,边墙经过的榆林城已在沙漠了。清初本区编旗划界,理藩院规定,禁止口内农民到口外耕地,违者治罪。同时,在清代 200多年间,从事牧业的蒙古人口比较稳定,清初为 19.2万人,清末减到 16.4万人。人口稳定,植被恢复,利于控制沙漠发展,并使牲畜稳步增加。到乾隆七年(1742年),本区已是“骏马牛羊孽生繁衍”的景观。 第三次农业开发。清政府的禁耕政策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康熙开始,为解决财政困难和缓和阶级矛盾,逐步放松对汉人出口垦荒的控制;同时,蒙古王公为取地租之利,也私自招民开荒。清初,本区南部边墙外 50里为禁留地,康熙三十六年(公元 1697年),准许蒙古王公让内地居民在此合伙种地,至康熙五十八年(公元 1717年),在原界基础上再向外发展二三十里。从咸丰开始,禁垦政策进一步由严放松,于是晋西北、陕北和宁夏的破产汉人纷纷来到本区的西部、北部(包括后套地区。后套原属河套地区,只因清朝后期黄河改道南移,故将今五原,临河等地划为后套)和南部进行开垦。然而更多的开发清末的三次连续农垦。光绪末期,对内蒙古实行的“新政”就是“开放蒙荒”、“移民实边”。而本区又是实行垦荒的重点之一,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年)开始,6年中共垦土地 23800多顷,第二、第三期又垦 17300多顷。在对内蒙古放垦30年间,本区开垦土地共达 4万多顷。20世纪 40年代初,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为解决驻军用粮问题经蒋介石批准开荒 1万亩,实际上开荒地包括各旗的脑包地、庙地、马场地以及成陵的“禁地”。其亩数大大超过1万亩。与开地同时,连续出现干旱,所有这些都给土地沙化提供了条件。 本区第四次农业大开发。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各族人民大力开展造林治沙,力图改变这一地区的落后面貌,也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沙化面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扩大了。据伊盟 1979年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仅有沙漠 1525万亩,新中国成立后新增加到 3735万亩,其中自然沙化 2250万亩,人为沙化 1485万亩。本区沙化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危害也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的沙化面积相当于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沙化面积的总和。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对本区沙漠的发展及其危害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从秦汉开始,经历了唐、清末和建国后几次大的农业开发,其开发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广、数量一次比一次大,尽管中间也进行过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沙漠依然在发展。沙漠的发展与历代的政策有关,也与人口增长、牲畜过牧、溢伐薪柴有关。从历代政策来看,早在北魏时期,就形成了重农思想,并制定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唐朝也将农业开发作为重要国策。清光绪末期对内蒙实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新政”,本区又是重点。国民党统治伊盟时期,经蒋介石批准,开荒万亩之多。建国后又“以粮为纲”,提出“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口号。沙漠都伴随着上述政策而发展扩大。人口的增长也加快了沙漠的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本区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沙漠化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人口增加一倍,而本区人口却增加两倍,沙漠也因此扩大了两倍。牲畜超载过牧是加快沙化的又一原因。一方面由于过度放牧,优良牧草减少、杂草和毒草增多、草场质量下降、草场面积减少、最终草场沙化。另一方面牲畜数量却在增多,据统计,1949年本区牲畜总共 47万头,1974年增加到 200万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猛增到 490万头,这就大大超过了牧场的再生能力。农牧户滥伐沙蒿、沙柳、柠条等植被用于薪柴,据估算每年有 9亿多斤被烧掉,等于破坏 300万亩草场植被,有 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度沙漠化,造成土地沙化也不容忽视。 改造沙漠,进行生态建设要科学分析,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进行绿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浮夸风的影响,逐年上报造林数目大,实际造林少,这是造林不见林的问题之一。二是造林后抚育、管理不到位。不少人以为:造林后就等于绿化了。造林后不抚育,杂草丛生,幼林生长受到抑制,加之自由放牧,牲畜对幼林的啃食破坏,因而真正保存下来的完整林地已是寥若晨星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的转机,植树造林种草的绿化速度已超过了土地沙化(每年 300万亩)的速度,扭转了过去绿化赶不上沙化的状况。全市林草植被面积由过去的 36%增加到 60%左右。特别是由于近年来规模空前的退耕还林还草活动,植树种草的速度猛增,本区 2000年植树 13万亩,2001年植树 13万亩,2002年植树 38万亩,2003年植树 50万亩,到目前为止,全市四年植树 114万亩。这是一个好势头。依照这样的速度,在不远的将来,本区所需植树种草的土地将会得到饱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自然界变化的周期十分缓慢,人对自然界的破坏容易恢复难。要想把这一地区恢复成过去的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的生态系统,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而,我们必须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思想,避免重蹈以往造林不见林的覆辙。

 作者陈懋才,原伊盟治沙造林研究所高级林业工程师,曾任伊盟沙漠研究所业务所长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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