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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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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名道日那,汉意东方,又非常喜欢东方第一圣人老子的道学, 于是自称东方老道。姓名包海山,诗曰: 茫茫沧海望无边,飞入群山浪惊天。 奇思妙想动天地,容纳万象包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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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留地”的开垦及其影响(张淑利)  

2016-11-14 18:45:12|  分类: 中国地方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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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留地”的开垦及其影响 
      “禁留地”是清初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的一块东起山西偏关关河口,西迄宁夏宁城口的长条形禁地。该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的开垦对鄂尔多斯南部各旗乃至整个伊克昭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将从“禁留地”出现的历史背景、开垦原因及其引起的社会后果等几个方面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一、“禁留地”出现的历史背景 
       1.“禁留地”是清政府封禁鄂尔多斯诸部蒙古的重要措施。
       鄂尔多斯地区元朝末年为元太傅、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占据,元朝灭亡后,该地区被明廷控制,明政府为加强管理,在该地区设置了东胜卫进行管辖。但北迁的蒙古各部,并不甘心退居其后,多次派兵攻打明军
队。明军先后几次退缩,先是于建文四年(1402年)将东胜卫迁到内地,据河(黄河)防守;后又修起边墙,弃河守墙。
       清帝国建立后,吸取明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军事征服为主的策略,采取拉拢引诱的作法,一方面给蒙古族各王公贵族加封各种满洲宗室才能享有的爵位,并给以优厚待遇。另一方面加紧对蒙古族各部“封禁隔绝”,实行了画地为牢的“盟旗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被划为七个旗。
清政府对鄂尔多斯各部实行划地为牢的盟旗制,严禁会盟各旗越界游牧,将各旗固定在自己的小范围内,限制了各旗之间的广泛接触。为防止各部南下侵入内地,顺治年间又在明边墙的基础上,划出一块东西长两千多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地。这样,鄂尔多斯各部就被禁锢在南有“禁留地”阻隔,东西北三面环河的套中之地。 2.“禁留地”是清政府隔绝蒙汉交往的历史见证。 清政府设法控制鄂尔多斯各部的原因,除了对鄂尔多斯各部的忌惮外,还由于紧邻鄂尔多斯南部的陕北地区是个反清力量活跃的“是非之地”。 鄂尔多斯诸部以南与陕西的榆林、神木、府谷、怀远、靖边等地相邻。这一带土地贫瘠,荒旱连年,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饥寒交迫的农民常常铤而走险,屡树义旗。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就出自于陕西的延安、米脂。规模宏大的起义军一举推翻明政府,占领北京,清政府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农民军战败,夺得全国政权。农民军失败后,清政府将该地起义军余部和归顺的明军队收编为“绿营军”。但这支“绿营军”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情绪。顺治五年(1648年)原籍为陕西榆林的大同总兵姜琅反对清朝,曾经攻陷忻州、朔州;延安参将王永强、榆林将领刘登楼分别占据城池,反抗清朝;定边、神木、花马池的“绿营军”也闻声起义支援。 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意识到,沿边一带存在着危险因素,为防止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清朝,清政府划定了这块限隔内外的禁地。“国初旧制,中外疆域不可混同,于各县边墙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为中国之界。”① 二、
“禁留地”开垦的原因 1.政治上的统一,为各民族间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 清初经过顺治、康熙朝中叶前后近五十年的治理,封建统治基本得到了巩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又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完成了对祖国南部的统一。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清政府也更注重于国内的经济问题,北部边疆的蒙古族就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之一。蒙古民族传统的游牧经济有其严重的脆弱性,生产单一,他们对粮食的需求是造成有明一代明蒙之间长期争战的重要原因。清统一蒙古后,蒙古王公同样提出粮食问题。他们已不满足于赏赐和互市,主动要求种植。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松拉布愿“伙同民人耕种,蒙民两有裨益等情”②申请,于是清廷为解决蒙民生计,使其安居乐业,以安定蒙古社会秩序,开始支持和组织塞外农业开垦活动。 2.为减轻中原人口压力,缓和社会矛盾。 清朝初年,清军为解决入关后的生计,笼络八旗将士,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圈地令,在圈地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北移出口。此后,圈地令虽止,但中原人口日繁,灾荒不断。在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 打击下,中原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为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清政府逐渐允许流民开垦。如康熙帝所说:“伊等皆联庶民,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③ 同时,鄂尔多斯蒙古各部归顺清朝后,安常处顺,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示,而且在清廷平定准噶尔、定边、花马池以及攻打刘子次、姜琅、刘登楼的战争中,各旗王公都能积极配合,不少王公还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在清统治者看来,对鄂尔多斯各部已不必重重设防。同时清政府的盟旗制,也在客观上保护了蒙民的牧场,对生态平衡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鄂尔多斯各旗在清初五十多年的和平局面下,经济大有复苏,牲畜繁盛,民族和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经过沿边鄂尔多斯各部,看到当地各旗的富庶情况,对皇太子说:“朕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他蒙古殷富,围猎娴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相宜。”④ 相反,陕北沿边一带,虽然经清初四五十年的经营,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但该地土地贫瘠,荒旱连年,人民生活困苦。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统率六师禁军西巡,经府谷、神木、榆林、宁夏地,见沿途人民生活困苦,告谕随从说:“沿边州县,地土贫瘠,军民生计维艰。”⑤恰在这一年二月末,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松拉布乘皇帝巡幸之机,当面向皇帝奏请开边。康熙帝表示赞成并于该年三月令理藩院传达说:“令贝勒松拉布等地方官,各自约束其人,勿致争斗。”“日后倘有争斗,蒙古欺凌汉人之事,即令停止”。如此就开了“禁留地”开垦之例。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禁留地”开垦后,沿边山西、陕西各县农民纷纷涌入,最初只限于五十里之内,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涌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突破五十里界限,进入蒙古各旗牧地开垦种植,加上清末 清政府的官垦和北洋军阀的乱垦,沿边各县汉民已深入蒙旗各地腹部。沿边各县的边外属地面积“东西广一千三百条里,南北袤五十里或二百里不等。除明沙、碱滩外,已垦熟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一亩,一千九百四十二村,居民一万六千一百余户”。⑦ 如此大规模的开垦种植,必然会对伊克昭盟各旗产生深远影响。 三、
“禁留地”开垦的后果 1.蒙汉杂居局面的形成。 康熙三十六年“禁留地”开垦后,沿边各县汉民蜂拥而入,加上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放垦,鄂尔多斯各旗已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以郡王旗和准格尔旗最为典型。 据《伊盟左翼三旗报告书》和《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记载,郡王旗计有蒙人约四千余口,汉人则有六千三百余口,汉人多于蒙人,汉人多来自榆林、神木、府谷等县。其中有五分之二的汉民从事农耕。 准格尔旗计有蒙人约三万七千余口,汉人约六万四千余口。大部分蒙民靠汉人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分得粮食和租银维持生活,其他各旗情况也大同小异。 蒙汉杂居局面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但也因蒙民失地,而汉民得地,从而伤害了蒙古族的感情,引起了蒙汉纠纷和民族矛盾,尤其是蒙汉间的争地矛盾时有发生。 2.边界纠纷。 “禁留地”东西绵延两千多里,分别于山西、陕西、宁夏(原甘肃)毗连。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清开垦以来对该地管理上的混乱,导致了该地区开垦后与其它地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矛盾更加突出,纠纷更加复杂,除激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外,还导致了与沿边各县的边界纠纷。 由于清初分封各旗时,只规定了各旗的四至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再加上清初放垦后,虽然历代展界都规定了大致范围,但只是以土堆、木牌等作为标志。由于年久失修,有的土堆夷为平地,有的木牌腐化倒地,再加上沿边各县农民并不能严格执行清廷规定,往往越过界限,进入蒙地,最后干脆定居蒙地,定居蒙地的汉民户籍仍编于内地各县,所以仍归各县管辖,而他们居住的土地所有权则属于各盟旗。这就形成一种错误复杂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统治者对所属各地重新划分界线,边界纠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伊克昭盟与山西的边界纠纷主要表现在准格尔旗的黑界地(指禁留地以北东西长一百二十里,南北宽十五里的地方)。该段地在清末放垦以前已被山西河曲县和陕西府谷县农民开垦,清末放垦后,垦务局将该地划为“仁、义、礼、智、信”五段。并规定“仁、义”两段由山西河曲县民租种,“礼、智、信”三段由陕西府谷县民租种,五段地的政令、差徭统由河曲县和府谷县代为管理,租银由两县代为征收。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加强对内蒙古各盟旗的控制,在内蒙古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伊盟各旗划归绥远特别行政区。 民国七年(1918年)绥远都统蔡成勋曾发起一次与山西、陕西划界的事件,但由于陕西沿边各县的坚决反对,未能成行。但与山西的划界则将由山西河曲代管的“马栅、十里长滩等八牌地、十五个村庄,三十七个附村划归河曲县所属四区”。⑧ 与宁夏的边界纠纷主要表现为陶乐湖滩的归属上。陶乐湖滩原本属于伊盟鄂托克旗,但在“七七事变”被宁夏土皇帝马鸿逵强行占领,改名为陶乐县,一直到今。 与陕西的边界纠纷最为复杂和棘手。民国七年(1918年)蔡成勋发起的划界事件,成为最为激烈的一次,双方僵持不下,一直闹到当时的行政院,但由于陕北六县乡绅和农民的坚决反对,民国政府只好将拟定出来的方案以“暂缓执行”为辞,将此问题无限期的拖了下去。而后来的内蒙古与陕西的边界纠纷只在近几年才完全解决。 3.经济及文化交融。 清初开禁以来,沿边各省农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鄂尔多斯地区,虽然引起一些矛盾和纠纷,但主流却是蒙汉两族人民不断融合,团结合作,形成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定居蒙地的汉民一方面把自己的农耕技术带入草原,另一方面也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广泛地传播于蒙汉杂民区。 据《绥远通志稿》⑨当时的实地调查资料记载,伊盟各旗,尤其是接近山西、陕西的准格尔、郡王、札萨克、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由于长期受沿边各县农民生产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在生活习惯方面有很多已接近汉人了,尤其是准格尔旗,由于其境内四周与各县毗连,境内居住汉人多,以致“蒙民渐染汉习,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多效汉人”。 穿着方面,准旗境内,男人衣服和汉人同,多为短衣。郡王旗虽然男女都穿长袍,但“少年近多学汉装”,达拉特旗接近包头的地方,穿着也接近于汉人。此外乌审、杭锦、鄂托克旗等,穿着方面大致相同,男女大多穿长袍,但衣料西侧“购自宁夏”,东侧“购自榆林之行商”。 饮食方面,各旗仍以奶食和肉食为主,但也开始吃白面、荞面、大米等。“伊盟各旗购运食料,不外宁夏、榆林、后套、包头各地”。“近年,准、札、郡旗,渐由牧而入农,故多数皆能自食其力,米面无待外购。” 居住方面,准格尔旗境内蒙古人,均筑屋掘土窑而居,全境已无蒙“古毡包”。“室中均有土炕,炉火通其下”。郡王旗境内平房占十分之八,土窑及蒙古毡包各占十分之一。札萨克旗“全境内仅有蒙古包十余座,余均为低简小室,无居土窑者,筑室所用木料,购自牌界地。”其它各旗也多为平房。 礼俗方面,关于冠笄,伊盟各旗,间杂汉俗,情形较为复杂;婚嫁方面,大致与汉人同。有些禁忌也多学汉人;丧葬方面,最初多用火葬或野葬,后受汉人影响,也多用棺殓埋葬。 除生活和礼俗方面,受汉人影响最重要的莫过于语言。伊盟各旗境内,
汉人住居既多交往亦繁”。但蒙人为保存自己的语言,相互交谈时,“概不用汉语”。尽管如此,各旗懂汉语和说汉语者为数甚多。如达旗:“能操熟练之汉语者,几占十分之七,其余亦能作简略之谈话”。“准旗蒙人几乎皆通汉语,年少者作蒙语,仅不如汉语之纯熟也”。“札旗大多操简略之汉语,而音近陕之神木,对于本省语言,仅不甚了解,以地近陕边也”。杭锦旗东南部与东胜毗连,因常与汉人接触,故其境内蒙人,均能操纯熟之汉语,约占全部之十分之三,他处能作简单汉语者,亦有十分之三”。 以上资料可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交融过程中,往往是以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为主基调的,但两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融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在游牧文化融于农耕文化的同时,农耕文化也会吸取游牧文化的许多优点。而且在两种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更新的文化特色。这一点从广泛流行于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歌体裁—漫瀚调中可见一斑。 漫瀚调是鄂尔多斯高原蒙汉杂居区的独特歌种,其旋律主要来自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而其歌词则是用汉语以爬山调的格式编成的。爬山调是流传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山歌体裁,它的形成受到山西的山曲儿和陕西北部的信天游的深刻影响。所以说漫瀚调的形成间接地受到山西、陕西北部民歌的影响,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民间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 4.加快了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步伐。 鄂尔多斯地区处于半干旱季风气候带,主要受蒙古 -西伯利亚高压系统控制,同时也受到东南海洋季风气候影响,它的气候特征是寒暑剧变,温差大,起风沙频率高,降水少,干旱灾害多。其中风大且频为沙漠化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最主要的是经常发生的旱灾使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蒸发,导致地表干燥疏松易于风蚀。以上鄂尔多斯地区的地表物质和气候特征构成了沙漠化的自然因素。但有了这些自然因素,不一定就能形成沙漠,这里有个关键因素,即植被保护地表的程度。现代科学研究表明⑩:“草地植被根系交错,增强了固实土体的能力,据测定,草地的风蚀比农田轻一百倍,在同样的降水,同样的地形条件下,农闲地和农地的土壤冲刷量比林地和草地大四十到一百倍。尤其是农闲地对于沙化的形成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清初开禁以来,沿边各县农民涌入“禁留地”开垦种植,恰恰步入了这一轨道。 笔者据《陕绥划界纪要》中资料统计:沿边榆林、横山、府谷、神木、靖边、定边各县涌入开边的户数为一万七千一百四十八户,开垦滩地一百三十三万零三十二亩,开垦沙地二百四十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四亩。以此计算,平均每户耕种土地将近二百二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此大规模的种植,必然是一种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经营。由于该地干旱多沙,草场植被薄,开垦出来的土地往往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肥力消失,表面的肥沃土层就丧失殆尽,于是不得不“轮歇”或废弃,形成大面积的农闲地或叫撂荒地。而农闲地或撂荒地是最容易引起沙化的土地形式。今人师永刚在《沙尘暴来了》一文中指出:“近几年屡屡肆虐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其沙尘来源并非来自沙漠,而是来自于京西北的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退化和撂荒耕地,飘到北京上空的浮尘大部分来自这些地区。”现代如此,古代也同样,沿边各县农民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垦种植,对于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土地的沙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沿边各县农民的乱垦乱伐也加速了鄂尔多斯南部的沙化。
沿边各县农民进入蒙地定居后,往往要盖房,
扎栅栏,其所用材料大多就地解决,而且所用燃料也大多以天然植物为原料。于是大量砍伐沙蒿、沙柳、柠条等。为增加收入,他们在蒙旗土地上乱挖甘草,割麻黄, 掏马莲,这些活动都加速了沙化的步伐。地理学家朱震达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一书中指出:在现代沙漠化过程中,过度樵采活动所形成的沙化土地占32.4%,居最高;过度农垦占29.4%。由此可见,沿边农民的乱垦乱伐对鄂尔多斯地区沙化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 参考文献 ①《神木县志》卷三,陕西省神木县县志办委员会据道光二十一本重新整理本,1841年 ②《神木县志》卷三,陕西省神木县县志办委员会据道光二十一本重新整理本,1841年 ③《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壬寅条,中华书局,1985出版 ④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寿阳祁氏刊本,同治六年(1868)本
 ⑤《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⑥《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⑦数据来源于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页 219~224页,京华印书局,民国十二年(1923年)
 ⑧《准格尔旗史料》(六)准格尔旗志办,1983年印,内蒙古档案馆藏 ⑨傅增汀《绥远通志稿》卷七十四,内蒙古图书馆藏手抄本,1941年 ⑩暴庆五《古代的垦荒和现代人的沙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一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研究组编。1987年
樊士杰等编著《陕绥划界纪要》卷四、五、六统计所得,内蒙古图书馆藏于手抄本 师永刚《沙尘暴来了》,《读者》2001年第10期

 作者:张淑利,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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